唐五代是越窯空前繁榮的時期，窯匠們以其神奇精妙的構思和爐火純青的技藝，燒制出無數造型別致、裝飾靡麗、釉質青潤的瓷器，備受朝野青睞。唐人陸龜蒙在《秘色越器》詩中，將越窯青瓷的釉比作“千峰翠色”。五代人徐夤的《貢余秘色茶盞》詩，則用“明月染春水”、“薄冰盛綠云”、“古鏡破苔”、“嫩荷涵露”等華麗的辭藻來褒譽之。當這些工巧匠和文人雅士悄然退入歷史帷幕時，隨之帶走了“秘色”的真實含義，留給后人的只有好壞不可再造的越瓷精品和聚訟紛紜的“秘色”之謎。

　　“秘色”一名最早出現于晚唐，遺憾的是陸龜蒙以及徐夤的詩都只是用比喻、跨張的筆觸對“秘色”瓷器進行描述，而未涉及“秘色”的本義。由于吳越錢氏大規(guī)模燒造和進貢“秘色瓷”，在社會上形成了巨大的影響，所以，民間普遍認為“越上秘色器，錢氏有國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日秘色。”但宋代有不少文人對“秘色”始于吳越的說法提出異義。趙令畤的《侯鯖錄》在記錄民間關于“秘色瓷”的傳說后，引用了陸龜蒙的詩，借以說明“唐時已有秘色瓷，非自錢氏始”。曾慥的《高齋漫錄》、葉寘的《垣齋筆衡》、嘉泰《會稽志》等書，均持相同看法。扶風法門寺唐代“秘色瓷”的出土及唐代越窯墓志罐上“貢窯”的銘文，為宋代的那場爭論畫上了句號。然而，實質性的問題并未解決。

　　明清時，關于“秘色”涵義的辨論迭起。明人徐應秋《玉芝堂談薈》云：越窯“至吳越有國日愈精，臣庶不得用，謂之秘色，即所謂柴窯也。或云制器者姓，或云柴窯世宗時始進御云”。清人朱琰《陶說》記載：“王蜀報朱梁信物，有金棱碗，至語云，金棱含實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響。則秘色是當時瓷器之名。不然，吳越專以此燒進，而王蜀亦取以報梁耶。”清人藍浦《景德鎮(zhèn)陶錄》在談及“秘色瓷”時指出：“其式似越窯器，而清亮過之”后又記述道：“秘色特指當時瓷色而言耳，另是一窯，固不始于錢氏，而特貢或始于錢氏。以禁臣庶用，故唐氏又謂蜀王不當有不知秘字。亦不必因貢御而言，若以錢貢為秘，則徐夤秘盞詩亦標貢字，是唐亦嘗貢，何不指唐所進御云秘，豈以唐雖貢不禁臣庶用，而吳越有禁故稱秘耶？《肆考》又載，秘色至明始絕。可見以瓷色言為是。”綜觀各種記載，關于“秘色”的解釋可歸納為兩點：（１）“秘色”為“秘密之色”；（２）“秘色”為瓷器的名稱或越窯青瓷的顏色。

    關于“秘色”的解釋，與客觀情況相悖。首先，現已查明燒造“秘色瓷”的窯場廣布于寧、紹等地，這些窯雖在官方監(jiān)督下燒制部分貢瓷，但仍以生產商品瓷為主，其性質屬民窯，故無“秘密”可言。其次，從古文獻的描述和出土實物看，“秘色瓷”就是越窯青瓷中的精品。五代人徐夤《貢余秘色茶盞》詩句“陶盛行我得貢吾君”表明，瓷器出窯時，在挑選出進貢用的瓷器后，便可出售�？脊刨Y料證實，除了錢氏貴族墓隨葬的燈、熏爐、罌等大件特制品外，其他類型的“秘色瓷”不僅行銷南北各地，而且還從海路運往亞、非各國。近年來，在彭湖島發(fā)現了大批五代至北宋早期的越瓷精品，這為“秘色瓷”的外銷，又提供了一個佐證。從宏觀上講，將大量越瓷用于商口貿易，是吳越錢氏增強國力的重要手段。可見“秘密”亦無從談起。再者，唐代越瓷是上至帝王、下至庶民普遍擁有的日常用品，騷人墨客曾用大量詩文加以贊美。南龜蒙的詩在越器前標“秘色”二字，又說它是越窯所產，這說明“秘色”只是一個帶文學色彩的形容詞。如果說這種世人皆可睹可用的越瓷屬于“秘密”之物，那豈不違反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