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窯：在定州境內（今河北曲陽澗磁燕山村），故名。是我國宋代五大名窯之一，它是繼唐代的邢窯白瓷之后興起的一大瓷窯體系。主要產(chǎn)地在今河北省曲陽縣的澗磁村及東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帶，因該地區(qū)唐宋時期屬定州管轄，故名定窯。定窯原為民窯，北宋中后期開始燒造宮廷用瓷。

　　定窯的胎質薄而輕，胎色白色微黃，較堅致，不太透明，釉呈米色，施釉極薄，可以見胎。釉色潔白晶瑩，很多積釉形狀好似淚痕，被稱為“蠟淚痕”，隱現(xiàn)著黃綠顏色。在器物外壁薄釉的地方能看出胎上的旋坯痕，俗稱“竹絲刷紋”。北宋早期定窯產(chǎn)品口沿有釉，到了晚期器物口沿多不施釉，稱為“芒口”，芒口處常常鑲金、銀、銅質邊圈以掩飾芒口缺陷，此為定窯一大特色。

　　定窯是宋代五大名窯之一，在宋代屬定州境內，故名“定窯”。。定窯創(chuàng)燒于唐代，經(jīng)過五代，于北宋時達到鼎盛時期，在元代時雖生產(chǎn)，仍終止于元。以出產(chǎn)白瓷著稱，胎薄而輕，質地堅硬，色澤潔白，不太透明，《歸潛志》上說“定州花瓷甌，顏色天下白”。 此外定窯也燒制黑釉、醬釉和綠釉等，分別稱“黑定”、“紫定”、“綠定”。定窯雖然是民間瓷窯，但北宋中期之后由于品質精良、紋飾秀美為宮廷選中，也為宮廷燒造了大量瓷器，到了明清時代，評論宋代陶瓷，品評汝窯、官窯、哥窯、定窯和鈞窯為宋代五大名窯，可見得定窯瓷器之盛名。

　　在定州境內（今河北曲陽澗磁燕山村），故名。是我國宋代五大名窯之一，它是繼唐代的邢窯白瓷之后興起的一大瓷窯體系。主要產(chǎn)地在今河北省曲陽縣的澗磁村及東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帶，因該地區(qū)唐宋時期屬定州管轄，故名定窯。定窯原為民窯，北宋中后期開始燒造宮廷用瓷。

　　定窯在唐代時就已是著名瓷場，專燒白釉、黃釉瓷，到宋代發(fā)展迅速，比之前更大更有名，大量燒制白瓷，其次有黑釉、醬釉、綠釉、白地褐花等品種。白瓷胎土細膩，胎質薄而有光，釉色純白滋潤，上有淚痕，釉為白玻璃質釉，略帶粉質，因此稱為粉定，亦稱白定。

　　其它瓷器胎質粗而釉色偏黃俗稱土定；紫色者為紫定；黑色如漆的為黑定，傳世極少。

　　定窯創(chuàng)燒于唐朝后期。從這時一直到五代的定窯瓷器，還較為粗糙簡單，器型以碗為主，正處于向精瓷的過渡階段。但在五代中后期，定窯白瓷出現(xiàn)了一次根本性的飛躍。所燒瓷器不再施化妝土，胎、釉呈現(xiàn)出精、白薄的特征。有些器物的白度甚至超過了邢窯的細白瓷器。

　　北宋是定窯發(fā)展的鼎盛時期，制瓷技術有許多創(chuàng)造和進步。北宋中后期，定窯由于瓷質精良、色澤淡雅，紋飾秀美，被宋朝政府選為宮廷用瓷，使其身價大增，產(chǎn)品風靡一時。

　　定窯在北宋末年“靖康之變”后，由于連年兵災，逐漸衰落和廢棄。金朝統(tǒng)治中國北方地區(qū)后，定窯瓷業(yè)很快得到了恢復，有些產(chǎn)品的制作水平不亞于北宋時期。從有龍鳳紋飾的一些器物上看，定窯產(chǎn)品也是金代統(tǒng)治者喜愛的瓷器品種。到了元朝，定窯終于逐漸沒落。

　　到20世紀70年代，定瓷在沉寂了多年之后又進入了復蘇期。曲陽定瓷有限公司歷盡艱辛，通過上百次研究實驗，在仿古的基礎上，推陳出新，研制成功了仿古、美術、日常三大系列工藝產(chǎn)品200多種，產(chǎn)品在國內展出屢屢獲獎，產(chǎn)品已遠銷美國、日本、加拿大、荷蘭、香港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qū)。

　　有關定窯的文獻記載很豐富，時代最早的當屬現(xiàn)藏于曲陽北岳廟的《唐恒岳故禪師影堂紀德之碑》，碑陰處銘文包括有：“冶將”“冶副將”“都知瓷窯”等與瓷窯管理有關的官職名稱(王麗敏等《曲陽發(fā)現(xiàn)<唐恒岳故禪師影堂紀德之碑>》，《文物春秋》2009年6期);另一條被定瓷研究者們廣泛引用的材料是《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記碑》，內容中出現(xiàn)了“充龍泉鎮(zhèn)使鈐轄瓷窯商稅務使”瓷窯稅務官職銜，龍泉鎮(zhèn)即今定窯窯址所在地(董濤撰、周斯億等修《光緒曲陽縣志》，光緒三十年曲陽小學堂本)。由此可知在唐代中期，曲陽已存在制瓷業(yè)并受官府的監(jiān)管。五代還出現(xiàn)了稅務使收取課稅，不僅證明確有瓷窯，而且規(guī)模可觀，管理有序。古代瓷窯址一般以州命窯，曲陽古屬定州管轄，也是其主要的集散地，因此稱為定窯。

　　有人做過專門的統(tǒng)計，宋至清時期文獻和方志中有關定窯的記載三十余條，元朝人劉祁在《歸潛志》一書中曾有“定窯花瓷甌，顏色天下白”的贊譽(劉祁《歸潛志》，卷八“聯(lián)句亦詩中難事”條，中華書局，1983年)。劉氏所言的“花瓷甌”是指定窯白瓷上那種以模印、刻畫為主的裝飾而言，其工巧富麗的程度，與花釉瓷器相比毫不遜色，可謂獨步一時冠絕當世。宋代大文豪蘇軾贊譽定瓷：“定州花瓷琢紅玉”(蘇軾著《蘇東坡集》(上)，卷三“試院煎茶”，商務印書館，1933年，第43頁)。蘇東坡北宋元祐年間曾知定州，對轄區(qū)內的定瓷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懂得飲茶器具在茶道中的重要性，道出了定瓷與好茶的相得益彰。南宋太平老人所著《袖中錦》給定瓷以極高的評價，把定瓷與端硯、洛陽花、建州茶、蜀錦……認為皆為“天下第一”的名牌產(chǎn)品�！渡凼下勔婁洝分杏浻兴稳首谝蝗杖�張貴妃處，見宮內陳設有一件“定州紅瓷器”，仁宗問怎么來的，貴妃回應說是某大臣所獻，皇帝聽后震怒，訓斥其不守戒禁，私自接受大臣的饋贈。說明定窯不僅白瓷天下知名，也產(chǎn)紅瓷器，且在當時也屬珍貴物品，并為達官貴人所喜愛(邵伯溫撰《邵氏聞見錄》卷二，中華書局，1983年，第13頁)。

　　定窯雖因其在中國陶瓷史中的重要地位而屢見于文獻記載，但由于窯火的熄滅，遺址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并不為世人所知。人們依據(jù)文獻資料在河北中部尋找定窯窯址，根據(jù)“窯以州名”的認知，認為窯址在定州，結果考察定州本地并沒有發(fā)現(xiàn)窯址，窯址遺跡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日本〕上田恭輔《關于定窯的考察會》，陶雅會，1925年。尾崎洵盛《支那陶瓷小考》，寶云舍，1934年)。

　　1934年，時任北平大學工學院教授的葉麟趾先生，這位背負實業(yè)報國留洋歸來的學者，決心揭開這個歷史之迷，他通過自己的實地考察，首次報道定窯遺址在河北省曲陽縣的剪子村(即澗磁村)和仰泉村(也就是燕川村)(葉麟趾《古今中外陶瓷匯編》，北平文奎堂書莊，1934年，第10頁)。

　　1941年，日本人小山富士夫根據(jù)《古今中外陶瓷匯編》的記載，跟著日軍掃蕩的隊伍進入了曲陽，對定窯遺址進行了一次調查，獲取了一定數(shù)量的瓷片，同年他以《關于定窯遺址的發(fā)現(xiàn)》為題報告了窯址的情況(〔日本〕小山富士夫《關于定窯窯址的發(fā)現(xiàn)》)這批材料后來由東京根津美術館結集出版(根津美術館《定窯白瓷》，東京，小學館，1983年)。

　　新中國成立后，故宮博物院的陳萬里先生、馮先銘先生對定窯遺址進行了實地復查，從刻花、劃花、印花、淚痕以及細膩潔白的瓷胎等方面，基本確認了河北曲陽澗磁村一帶即史載的定窯遺址所在地(陳萬里《調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窯址報告》，《文物參考資料》1952年第1期。陳萬里《邢越二窯及定窯》，《文物參考資料》1953年第9期)。采集到近兩千瓷片標本，并初步判明了始燒的年代，認為唐代開始燒白瓷，五代時期有較大發(fā)展，宋代為極盛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