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爆發(fā)后,清廷欲平息“叛亂”必用兵,打仗卻是最燒錢的事,當時國庫存銀僅數百萬兩,要平定武昌兵變,至少需要千萬兩,外借洋款不成,內帑銀(國庫里特供宮中使用的錢財)又告罄,只得打起大內瓷器的主意。
清廷借洋款四處碰壁
宣統(tǒng)三年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fā),清廷遲至二十一(10月12日)接到湖廣總督瑞的電報才知此事,并迅即于當日發(fā)布諭旨,派陸軍大臣蔭昌率兵南下鎮(zhèn)壓。八月二十二(10月13日),蔭昌所帶部隊從北京出發(fā)。與此同時,清廷下令掌管全國財政的度支部負責籌餉。當時清廷財政狀況如何呢?蔭昌在出發(fā)前曾去拜會度支大臣載澤,載澤當時告訴他,度支部正準備向外國銀行借款作為軍費。因為這時國庫的存銀只有數百萬兩,但要想平定武昌兵變,至少需銀上千萬兩。
清廷最初計劃先借銀500萬兩。按照清廷的設想,借洋款應該不是難事,因為也就在不到半年之前的5月,外國銀行剛剛與清廷簽了協(xié)議—借款600萬英鎊。而且,這次借款還是外國銀行主動或者說逼迫清政府借的。這是怎么回事呢?原來,1909年6月,張之洞代表清廷與英、德、法三國簽訂借款合同。當時的合同規(guī)定,三國平攤,借給清政府550萬英鎊,用以修筑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的粵漢鐵路和湖北境內的川漢鐵路。當時英鎊和白銀的匯率比大約為1:8,也就是說,此筆貸款折合成白銀不低于4400萬兩。
此合同草簽之后,由于鐵路建設在當時是高回報項目,美國政府不肯放過此“肥肉”,便向清政府抗議并要求加入借款陣營。如此一來,三國借款變成了四國借款,借款額度也增加到600萬鎊,折合銀4800萬兩。
經此事件,清政府自然有理由相信,區(qū)區(qū)500萬兩借款應當是手到擒來的。但向外國銀行借款的設想最終落空—因為武昌起義之后,經美國動議,英法日德等西方各國曾有保持中立之說,也就是既不支持清廷,也不支持民軍。當時想向外國銀行借款的,不僅有清政府,還有武昌的民軍政府。根據當時大清駐英公使劉麟的轉述,英國政府規(guī)定,無論是清廷還是民軍,要向英國銀行借款,須同時得到清廷、民軍雙方同意。英國政府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保護英國在華人員和財產的安全,以免得罪一方而招致不測。但清廷和民軍此時正處于交戰(zhàn)狀態(tài),豈能同意對方借款?
外求不成,只好內顧。財政山窮水盡的清政府開始另想他轍,變賣大內瓷器以充軍費,就是其中一條。
黃地軋道粉彩開光三羊開泰圖碗
武昌起義爆發(fā)后,八月二十三(1911年10月14日),清廷起用袁世凱,任命其為湖廣總督,節(jié)制湖北兵馬和各路援軍。但袁世凱并未立即答應出山,他先以舊傷“足疾未愈”、又新添“左臂時作劇痛”為由婉拒,繼而又向清廷提出八項要求。得到滿足后,才于八月三十(10月21日)正式出山。
袁世凱所提的八項條件之一,是籌措銀三四百萬兩作為軍費。為了表示對袁世凱的支持,隆裕太后先于八月二十六(10月17日)撥內帑銀20萬兩交袁世凱賑濟湖北災民,又于九月初六(10月27日),撥內帑銀100萬兩給袁世凱作為軍費。
但面對各省、各處紛紛伸出要錢的“手”,支撐財政數月之后,隆裕太后再也無能為力—宮中私房錢此時已被隆裕花得差不多了。
外借洋款不成,內帑銀又告罄。如此一來,清廷財政“庫空如洗、軍餉無著”的局面愈發(fā)嚴重。這樣的狀況,直到九月十九(11月9日)袁世凱就任內閣總理大臣之后,也無改善。
無奈之下,十一月十一(12月30日),袁世凱、紹英(時為署度支大臣,相當于代理財政部長)奏請將盛京大內(今沈陽故宮)、熱河行宮(今承德避暑山莊)舊存瓷器發(fā)出變價出售,以救目前之急。
按照袁世凱的設想,獲準后通知東三省總督、熱河都統(tǒng)并派妥員前往盛京和熱河承德避暑山莊,清點大內瓷器,再運至京城變賣。十一月十一(12月30日)上折,第二天,袁世凱接見了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在北京的代表,告知隆裕太后已經批準變賣盛京大內瓷器的計劃,并表示由于他本人遠在北京不易辦理,希望趙爾巽在沈陽大力襄助。十一月十七( 1912年1月5日),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就此事第一次電奏內閣,提出將瓷器運送到京困難不少,希望在沈陽進行登記和變賣等工作。在電報中,趙爾巽還說,盛京所存大件瓷器并不多,即使全部變賣了,也籌不到多少錢,進而提出將其他寶物也變賣的建議。
十一月二十一(1912年1月9日),趙爾巽進一步報告了盛京大內所存寶物的數量和價值—數量超過萬件,價值3000萬兩左右。由于東三省是清朝龍興之地,盛京大內自然藏有眾多見證清朝創(chuàng)業(yè)以來之什器御物;此外,還有為數不少的全國罕見、不易尋得的書籍等。尤為貴重的,還有如愛新覺羅氏佩劍、乾隆皇上所遺之石硯等。據趙爾巽的估算,價值應在3000萬兩左右。為了變賣方便,趙爾巽還讓人編寫了一部藏品目錄。
外國商人對大內藏品很感興趣
當時變賣大內瓷器一事由當時負責與外國人打交道的“交涉司”牽頭。獲悉清廷要變賣大內藏品后,外國商人十分感興趣。
第一個表示出購買意向的,是法國商人李那兒。在法國駐沈陽總領事貝鐸的陪同下,宣統(tǒng)三年十二月初,李那兒親自到沈陽故宮參觀查驗,并請貝鐸從中說項。李那兒統(tǒng)計出沈陽故宮所藏各種瓷器約有十萬零三千件后,表示愿出價40萬兩將此批瓷器盡數購買。同時提出,如果雙方同意成交,等瓷器運到天津交割完畢后,立即在天津付款。
接踵而來的法國商人魏武達的準備工作明顯不如李那兒,他沒能統(tǒng)計出沈陽故宮所藏瓷器的數量,只好轉而請趙爾巽將瓷器逐件開列詳單以便開價。不過,魏武達同樣表示要將這批瓷器全部購買。
前文已述及,趙爾巽對這批瓷器等大內藏品的估價是3000萬兩,而法國商人只肯給40萬兩。這種過于露骨的趁火打劫行徑,讓趙爾巽無法接受,于是他復電拒絕。至于魏武達想要藏品清單的要求,趙爾巽則予以滿足。
清帝遜位,袁世凱叫停買賣
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頒布退位詔書,“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袁世凱出任臨時總統(tǒng),成為這個國家事實上的最高統(tǒng)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原來主張變賣瓷器的袁世凱立即轉而反對售賣這批瓷器。
剛剛擔任臨時總統(tǒng)第四天,日理萬機的袁世凱即追問沈陽故宮這批藏品的下落。在聽說有人想私下將這批藏品賣給外國人的消息后,二十九下午,袁世凱給趙爾巽發(fā)去緊急電報,表示“此事關系甚巨”,要求趙爾巽迅速查明究竟有無其事并立即回復。
臘月二十九,舉國正在忙于中國一年中最隆重的春節(jié),袁世凱在此時追問沈陽故宮藏品的情況,可見此事之緊急與重要。接到袁世凱的電報,趙爾巽不敢怠慢,當晚給予了回復,表示如此重大的事情,誰敢自作主張就賣給外國人。同時,趙爾巽要求袁世凱告知要私下賣這批瓷器的“有人”究竟是誰,以便追查。
得到趙爾巽并無此事的答復后,袁世凱在除夕夜回電表示,既然沒有此事,那就不再追究了。
發(fā)電追問沈陽故宮藏品下落,或許只是精于權術的袁世凱試探趙爾巽的虛晃一槍。但袁世凱的追查意味著叫停了關于大內瓷器的買賣。
身為大清內閣總理時,袁世凱“崽賣爺田心不痛”,提出售賣大內瓷器;搖身變?yōu)橹腥A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后,就主動叫停售賣大內瓷器。其實,不論是昔日的晚清還是斯時的民國,財政依舊還是那個緊張的財政,人依舊還是那個人,身份的改變卻帶來截然不同的政策。個中的反差,令人深思。但無論如何,這些無價之寶沒有流出國,總是值得慶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