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青白瓷到青花、粉彩……中國的瓷器經(jīng)歷了一個從實用器到文物器的過程。由于瓷器制造的特殊工藝，許多社會政治、文化乃至一個時代的記錄，都假瓷器以廣其傳。近百年來，在瓷器藝術史上值得一談的，有袁世凱復辟帝制時特制的“洪憲瓷”、景德鎮(zhèn)一批藝術家自己集結創(chuàng)出的品牌“珠山八友”和文化大革命時的“文革”瓷。

“洪憲瓷”

　　“洪憲瓷”：精工打造御窯瓷

　　洪憲是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年號，這即意味著這款瓷器與近代中國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洪憲瓷”作為其中一個細節(jié)，為我們后人留下了一段無可替代的見征。

　　九五之尊的皇上要擺出一副真命天子的“譜”，當然要設計出許多橋段。袁皇帝仿清制在瓷都景德鎮(zhèn)設御窯，委派古董商郭世五為陶瓷總監(jiān)，專赴景德鎮(zhèn)督造。具體操作的陶藝師為鄢儒珍，地點為湖北會館。初時僅僅是想燒制一批以粉彩與琺瑯彩為主的袁氏官窯精品，登基大典籌備處長皇侄袁乃寬原擬以這批瓷器獻禮，由于袁世凱的總統(tǒng)府和登基皇帝寢殿都在中南海居仁堂，故燒制的瓷器署款“居仁堂制”(或“觶齋”)紅字篆書。其實當時尚未有“洪憲瓷”之稱謂。其后袁世凱八十三天皇帝夢斷，而“居仁堂制”款的瓷器因時間短暫數(shù)量極少，但在制作造辦處的備余瓷土卻有大量積囤，瓷工們又以“洪憲年制”為款燒制了一批，時間橫跨兩年，與前制“居仁堂制”(觶齋)款統(tǒng)稱為“洪憲瓷”。其后二三十年代，景德鎮(zhèn)的民窯仿官窯更是以“洪憲年制”為標準，精美不亞于原時之器，遂成就了一個完整的；含御制、官窯、民窯仿官窯(后期)三大構成的收藏系列。據(jù)說：“洪憲瓷”的薄胎、潔白度、透明度都大大超過乾隆御瓷，時至今日，在市面上收集“洪憲瓷"是一種時尚，十分珍��；但能再細分當時的御制“居仁堂制”、郭世五的“洪憲年制”官窯和后來的民窯仿官窯，卻如鳳毛麟角，構成了民國初年(約在1916年左右)瓷器收藏的一個有趣話題。

“珠山八友”

　　“珠山八友”：國畫對繪瓷的提攜

　　瓷器的快速發(fā)展，使瓷畫的發(fā)展也獲得了巨大的空間。燒瓷瓶、瓷盤、瓷碗、瓷缸、瓷版……是一個工藝美術的匠作過程，而在瓷器上作畫的，則是匠作群體中的藝術家。在景德鎮(zhèn)制瓷史上，制器始終是主角，而器上作畫則是配角。即使是繪瓷，熱衷的也是技術問題，如胎與釉的關系、釉下彩與釉上彩、沒骨技法與陰陽表現(xiàn)的釉色問題等等，仍然是工藝居先，對器形胎釉的重視程度極高。

　　從明清到”洪憲瓷”御窯停燒后，工匠制作仍可沿襲實用一脈，繪瓷師則大為失落。部分流落民間的繪瓷師依仗御制時代粉彩琺瑯彩的經(jīng)驗，開始了自振之舉。首先是成立“月圓會”，進而打出“珠山八友”的名號；王琦、王大凡、汪野亭、鄧碧珊、畢伯濤、何許人、程意亭、劉雨亭。其中五人為江西人，三人為安徽人，另有徐仲南、田鶴仙，也被列入“八友”之名。作為一個瓷器上的畫家群體，他們的存在，對于在繪瓷上引入傳統(tǒng)的山水、花鳥、人物畫正宗的風格技法流派，尤其是擺脫工匠畫而走向文人畫，提升繪畫水平檔次與景德鎮(zhèn)繪瓷的文化含量，可謂功莫大焉！從繪畫角度看，“珠山八友”在筆墨形式上還只是二流角色；但正因為它是被畫在瓷上，在技法上明顯有別于宣紙上作畫，且畫瓷瓶瓷盤瓷板的空間意識也迥然不同于平常作畫，因此“珠山八友”的作品在收藏界得到熱捧——不為畫家、而是為瓷畫家的特殊定位，也許，貴如董其昌、王石谷，在瓷釉上、在立體環(huán)轉(zhuǎn)的空間中，也未必超得過“珠山八友”在民國瓷器收藏史上的特定價值。

“文革瓷”

　　“文革瓷”：瓷器為政治服務

　　“文革瓷”又叫“主席瓷”，它基于兩個事實：一，五十年代末，湖南醴陵燒制了一批毛主席專用生活瓷，如茶杯60個，杯底有“湖南醴陵”楷書款。二，江西景德鎮(zhèn)燒制7501工程即“中南海瓷”，也是毛主席專用。7501的說法來自于1974年初湖南、山東、江西三大名瓷產(chǎn)地受中央委托為中南海毛主席燒制瓷器，最后景德鎮(zhèn)被選中，1975年元月投入生產(chǎn)。因為特殊訂制，數(shù)量不多，這兩批瓷器都被稱為“紅色官窯”、“主席用瓷”，在今天的收藏界炙手可熱。但“文革瓷”不僅僅是主席個人用瓷，當時把杯盤碗瓶筒等瓷器當作宣傳品，大量繪制毛主席像和文革宣傳畫，以及直接仿書毛體書法語錄；使瓷器圖像有如大字報宣傳欄，與瓷畫的國畫概念如“珠山八友”的美術史繪畫史努力；與“洪憲瓷”的取藝術表現(xiàn)品相雅美相去千里，在中國幾千年瓷器史上是一個聞所未聞的特例。雖然在藝術上無甚可取，但卻因物以稀為貴而成收藏界的新寵。至于在那個瘋狂的年代，幾十億枚毛澤東瓷像章與幾百萬尊主席瓷雕像，從廣義上說也是“文革瓷”的重要構成部分，不可因其非實用器皿而有意忽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