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
對于詩人王美玉的創(chuàng)作，其實我一直心存好奇。她開始詩歌創(chuàng)作較晚，已是2007年，且已超過了絕大多數(shù)詩人最初寫詩的年齡。而且不僅如此，她的詩作大多為情詩，寫得結(jié)結(jié)實實、坦坦蕩蕩、瀟瀟灑灑、真真切切，全無“過來的人”的那種“追憶”或“惘然”（李商隱《錦瑟》：“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而所有這些，都讓我深感不可思議，讓我試圖更努力地去理解她所創(chuàng)造的詩的境界，并渴望由此能切近她的人生軌跡和內(nèi)心世界。
在反復閱讀王美玉的詩之后，我突然看到了一片久違的天空，一些我自己（甚或是當下大多數(shù)詩作）所迷失了的詩歌元素或傳統(tǒng)。那是今年暮春，她以新近出版的詩集《青花瓷》見贈（這是由蔣韻先生主編的“三晉女書”之一種），我閱讀再三，自以為大致了解了王美玉創(chuàng)作的某些特質(zhì)——并認定這些特質(zhì)對于當下詩歌創(chuàng)作是具有啟示意義的——在這里，我謹想以12字來概括之，曰：中國元素，古典意蘊、文人情懷。
中國元素“青花瓷”是中國的。我想這是王美玉選擇它作為書名的原因之一。近些年來，在現(xiàn)代招貼及現(xiàn)代標志設(shè)計、廣告設(shè)計等諸多領(lǐng)域，對于中國元素的發(fā)掘和運用，似乎已成潮流，但在詩歌界，好像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沒有人談?wù)撨@樣的問題，也沒有誰竭力在自己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將這些元素張而揚之。惟此，當我在《青花瓷》中讀到菱花鏡、蝴蝶結(jié)、烏蓬船、團扇、蒲扇、箜篌、木魚、荷包袋、漢字、宣紙、硯臺、紫砂壺、紅蓋頭，當然還有作為節(jié)令的清明、谷雨、小暑、秋分等時，便不由得叢生感慨。我想，美玉之所以選擇這些中國元素作為意象，是本能的，卻也是自覺的，是有意而為之。
我們畢竟都是中國詩人。是中國的。然而現(xiàn)代漢詩的發(fā)展，是建立在吸收西方詩歌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撇開歐化了的句式不說，就說意象：我們已見到了太多的夜鶯、繆斯、小提琴或豎琴……而說到底，它們真的無法淋漓盡致地表達我們的情感。亦惟其如此，我才更看重《青花瓷》在張揚中國元素上所作出的努力。
在這里有必要征引辭書對“中國元素”所作的界定：所謂中國元素，是在中華民族融合、演化與發(fā)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由中國人創(chuàng)造、傳承、反映中國人文精神和民俗心理、具有中國特質(zhì)的文化成果。中國傳統(tǒng)文化都是中國元素，中國元素是針對中國文化的傳承而言的，它強調(diào)的是中國文化的淵源和傳承下來的客觀存在的文化遺產(chǎn)。
而這一切，對于一個中國詩人而言，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古典意蘊“青花瓷”是古典的。青花瓷（blue-and-white porcelain） ，又稱白地青花瓷，常簡稱青花，是中國瓷器的主流品種之一，屬釉下彩瓷。青花瓷是用含氧化鈷的鈷礦為原料，在陶瓷坯體上描繪紋飾，再罩上一層透明釉，經(jīng)高溫還原焰一次燒成。鈷料燒成后呈藍色，具有著色力強、發(fā)色鮮艷、燒成率高、呈色穩(wěn)定的特點。原始青花瓷于唐宋已見端倪，成熟的青花瓷則出現(xiàn)在元代景德鎮(zhèn)的湖田窯。明代青花成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時發(fā)展到了頂峰……
是以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說，青花瓷的美，首要的是古典的美、高雅的美、和諧的美。
而王美玉也正是一個以古典、高雅、和諧之美為美的詩人。在上面所列舉的她常用的意象中，大多既中國也古典自不必說，她常用的意象或喜歡的意境還有：青銅、繁體字、繁體《詩經(jīng)》、酒旗、伊人、蓑衣、煙雨杏花、油紙傘、水墨丹青、唐詩宋詞、元朝小令……在這里，有一些屬于已經(jīng)消失、或者正在消失的事物，而王美玉在詩歌中將它們喚醒，并賦予它們高貴而又典雅的意義。她說，“但雨水喂養(yǎng)著大地/那些醒來的事物/在揚花抽穗”。
文人情懷“青花瓷”是文人的。從創(chuàng)造者到欣賞者。因而我覺得在欣賞王美玉詩歌的過程中，除了中國元素、古典意蘊外，還必須加入另一個因素，即“文人情懷”。
在我的印象中，她的生活環(huán)境，大致也都是在北方。然而讀她的詩，尤其是她的情詩，我們常常會感受到一種江南背景，這也是我對她的詩歌產(chǎn)生好奇的原因之一。我曾這樣想：這或許是源于生活的真實？（若是如此，那就什么也不必說了）或者不是，而只是因于詩人的某種意念，譬如對于文人、文化的某種偏愛？（若是這樣，那就有了研究的價值）這里只說一點：北方出“悍匪”，南國多“文士”，在古代中國，大致是這樣的。
然而我說王美玉的文人情懷，卻絕對不是因為這樣一個原因，而是因為她的詩歌中的“用典”。
這是一個極有意義的話題——這個話題被臺灣學者黃永武先生多次提到，他在他的巨著《中國詩學》里說：
西方人寫詩貴在自創(chuàng)，看中國詩動輒用典，覺得老愛襲用前人舊思想……不足為訓。但中國人就有用典的喜好，你也用桃花源，我也用桃花源，桃花源不但是過去，也是現(xiàn)代人的。而且它一直存在并繼續(xù)增長，雖老猶新……此種用典的習慣，沒人指責思想抄襲，必有其理念上的背景，原來中國是一個喜歡“尚同”的民族，誰寫詩能與古人的心思相應(yīng)合一，讀者不討厭，反而喜歡……這不是西方人能想象的。
用典一次，等于將某個故事、某個象征重新獲得認同一次。典故的普遍應(yīng)用等于無數(shù)同類經(jīng)驗采用了同一反應(yīng)，久而久之，變成潛藏在創(chuàng)作中的原始表達內(nèi)容，也就成了集體無意識中的部分，形成了原型。
我欣賞這樣的判斷，也在王美玉的詩中，讀到了這樣的“原型”，譬如世外桃源、梁�；�、舉案齊眉、青梅竹馬、結(jié)草銜環(huán)、杜鵑啼血、鵲橋、紅豆、梧桐、雨巷、丁香、南山、西窗、西樓、雁叫、搗衣聲……而所有這些，已經(jīng)被太多的中國詩人所忘記。因而我在讀到這一切時，我覺得有必要向王美玉表達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