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陶瓷藝術的文明歷史源遠流長，陶瓷藝術品豐富多彩，眾多的陶瓷藝術品的制作技術無與倫比，創(chuàng)造了人類奇觀而引起舉世矚目。中國既是世界上最早制造陶器的國家，又是世界上第一個發(fā)明瓷器的國家。中國真正的瓷器出現于東漢時期（公元23－220年），而其發(fā)展到宋代，才逐漸形成了"窯"的概念，但是，宋人對瓷器的記載還比較零散。 

　　最早對宋代瓷器進行系統(tǒng)介紹的是明初人曹昭的《格古要論》一書，記錄了包括高麗窯、大食窯在內的15個古窯，其中絕大部分是宋代的。明中后期以降，在文人學者的清賞類著作中，對瓷器的記載更多，更系統(tǒng)。清代，隨著從宮廷到士庶對宋瓷的追逐、收藏，開始出現專門的陶瓷專書，也開始記述鑒定要點，并涉及到了一些制造工藝。從收藏的觀點出發(fā)，開始形成官窯、私窯、大窯、小窯的不同觀點。這類記載一直延續(xù)到民國時期，并大體上形成了宋代"五大名窯"的觀點。

　　吳仁敬、辛安潮于1936年刊出的《中國陶瓷史》一書中說："當時（宋代）瓷藝，即精進如斯，故官窯輩出，私窯蜂起，其間出群拔萃最著名者，有定、汝、官、哥、弟、鈞等名窯。"

　　宋代的制瓷業(yè)有官窯、私窯之分，并且出現了御窯。官窯由監(jiān)窯官管理，部分產品上交官府或宮庭，同時也有相當部分的產品供出售。私窯則由民間投資經營，產品供給的對象既有品官、士夫，也有平民百姓，因此種類豐富。御窯大約是在北宋末期才興起的，其規(guī)模雖小，產品質量卻非常高，全部供給宮廷或官府的大型儀式使用，不合要求的產品全部打碎，禁止流入市場。

　　劃、刻、印花的單色裝飾和素面單色釉器物等主要是以官窯御用器為代表的"雅器"，造型莊重典雅，釉色單純，尤尚青色。紋飾簡潔，追求古銅玉器神秘莊嚴的藝術效果，既有紋飾，也是玄妙的弦紋或毫無生氣的"規(guī)矩花"。這種幽玄蒼古、趣味高雅的藝術風格，充分反映了宋代上流社會的階級意識和審美趣味。 

　　商品經濟的發(fā)展直接導致了兩宋市民階層的產生，因而瓷器的藝術表現體現了這方面的需求。彩繪裝飾和彩釉瓷器多數是民窯的產品，與官窯迥然不同，造型靈活多變，講究實用功能，如磁州窯生產的瓷枕和吉州窯的剪紙貼花裝飾，頗受歡迎。而且，這些所謂"俗器"色彩強烈明快，紋飾豐滿富麗，花紋圖案多含吉祥寓意。這種清新的藝術風格，充滿著濃郁的民間色彩和鄉(xiāng)土氣息。

　　御窯：體現皇權的威儀和神秘

　　官窯（御窯）是在北宋末期形成的一個特定的窯口，由官府親自設立并掌管，由為皇帝服務的內侍官、太監(jiān)等兼職提舉，其產品主要為宮廷和國家重大典禮使用，所以又稱"內窯"，與前述的設官監(jiān)燒并將部分產品供官府使用的官窯概念不同，其生產方式規(guī)定為宮廷制場，內府制樣，民匠造器，士兵供役。南宋人葉在《垣齋筆衡》中說："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后苑，號邵局。襲故京遺制，置窯于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澄泥為范，極其精致，油色瑩澈，為世所珍。后郊壇下別立新窯，比舊窯大不侔矣。"

　　官窯共有3處：其一為北宋官窯，地點應在北宋東京汴梁（今河南開封市）或附近，由于黃河的淤理，開封城宋代的地面在今天地面以下的十余米處，所以致今還未發(fā)現這個窯址；其二為南宋初期在都城臨安（今杭州市）皇宮附近修內司范圍內建造的窯，稱"修內司官窯"，即文獻所說的"內窯"。大約是由于距宮城太近，出于防火安全的考慮，不久就停燒了；其三為修內司官窯停燒后，在郊壇下別立的新窯，稱為"郊壇下官窯"，由于在杭州市烏龜山發(fā)現了其遺址，也稱為"烏龜山官窯"。

　　南宋前期由宮廷建造成的修內司官窯，產品相當單純，全部是青釉瓷器。釉色有粉青色和灰青色兩種，合格的產品都釉色勻凈，光潔溫潤，釉面大多布滿大、小不等的開片，尤其是小塊開片，密集并程傾斜狀開裂，稱為魚鱗開片。器物的組合除了日用的碗、盤、瓶、飲茶用的托盞外，還有仿古代青銅器的鼎式香爐、尊、觚等。工藝上的特點是器物的釉層均很厚，因此顯得肥潤，寶光內蘊。厚釉的工藝是在北宋末期首先在北方的汝窯、鈞窯發(fā)明的。它要求先要將瓷坯在不施釉的情況下先素燒一遍，這使得堅硬的坯體上可以多次施釉，達到一定的厚度，然后再入窯釉燒。這種厚釉瓷器是中國古代青瓷生產中最重要的一項技術革新，開后來官窯、龍泉窯等釉色極美之青瓷的先河。

         御窯最重要的特點是官建、官管、官用，產品具有皇權特有的威儀和神秘性。又因其不存在商品化、需要謀利的特點，生產出來的產品在撿選出供宮廷使用的優(yōu)質器物后，其他器物一概打碎后就地埋藏，絕不允許流入市場。這一點即使前述之汝官窯也無法做到。老虎洞窯址所發(fā)現的24個瓷片坑，就代表了這種特點。被定為南宋早期修內司官窯的器物，很少出土于地層堆積中，而絕大部分集中出土于24個瓷片坑中，這些坑特意修建，集中埋放次品和廢品瓷器。

         以三號坑（H3）和二十號坑（H20）為代表。H3為一邊長2米，深0.45米的正方形瓷片堆積坑，四邊相當規(guī)整，上面用致密的黃土覆蓋，質地非常堅硬。出土物以日常生活用具為主，也有仿青銅器的禮器，胎的顏色和釉色有多種，以厚胎厚釉為主，薄胎厚釉少見；出土瓷片達一萬余片，絕大多數可拼成完整或可復原的器物，在發(fā)掘后的整理中發(fā)現，H3中出土的瓷片幾乎都可以拼對起來，僅完整或可復原器就達400余件，20多種器形。H3中出土的部分器物釉色呈黃色，是因為窯爐中錯誤的出現了氧化氣氛而形成的，顯然是廢品；H20平面近似長方形，長2.2米，寬1.14米，厚約0.06-0.15米，利用自然低洼處略加修整而成，表面覆蓋一層碎瓦片和殘磚。出土物以仿青銅器的禮器為主，有的器形非常大，也有日常生活用具，以薄胎厚釉為主。
　　
　　從窯址發(fā)現情況看，官窯在燒制時大體上就是一座龍窯和一、二個用來燒素燒坯的小饅頭窯一同燒造。與磁州窯數百"窯家"一同生產的情況極不相同。因為官窯這種專門的御窯，只是為了生產專用的瓷器精品，并不需要利用集體的優(yōu)勢和規(guī)模生產來贏得聲譽，占領市場。老虎洞窯址中發(fā)現的南宋時期的作坊都質量極高，全部用質地細密的灰磚砌建并鋪地，房外還有防雨水的散水。這種磚用來建造官衙和宮殿。在全國各地發(fā)掘的窯址中，從未曾見過這樣高質量的作坊，體現了皇家氣派。

　　民窯：活潑新穎的藝術品味

　　私窯（民窯）是相對于宮廷(朝廷)興辦的官窯（御窯）而言，屬非官方經營的，以商品性生產為主的瓷窯，生產的瓷器都為滿足國內外市場普遍需要的日用瓷和陳設瓷，銷售地區(qū)極為廣泛。宋元時，民窯發(fā)展較快，僅景德鎮(zhèn)的民窯就增加到三百座之多。此時的民窯完全屬于商品生產的性質，民窯在產量上所占的比重比官窯大得多，在質量上也有一定的發(fā)展。到了清代，民窯占了壓倒優(yōu)勢，官窯瓷器也為民窯所出。
　　
　　民窯的產品稱客貨，風格與官窯迥異，除去一些限制生產的花紋和器型，可以說民窯瓷器的造型和紋飾題材更豐富自由。明代景德鎮(zhèn)擁有為數眾多的民窯，是我國陶瓷窯的主體，其制品粗細，并不比官窯遜色多少，可見也有著雄厚的基礎。比較著名的有崔公窯、周公窯、壺公窯、小南窯等。

　　物盡其用是民窯瓷器發(fā)展的基本原則，各地制瓷作坊將采來的瓷土，精細原料制作高檔用具或陳設藝術瓷，粗料作粗瓷，下腳料則用來生產黑瓷，因為黑釉掩蓋能力強。這些檔次不同的生活用瓷，價格有高有低，能滿足廣大社會不同階層的需求。這種物盡其用的作法反映民窯工藝能力的提高，因為不同品種的瓷器都要求不同的科學知識，并不是不費力就可以作出來。比如青瓷、醬色釉瓷和黑瓷在胎、釉配方和燒成氣氛的控制上都有不同要求，都要求以科學技術作基礎。隨著歲月的發(fā)展和經濟的發(fā)展，各個品種都在提高。到東晉時期黑瓷已經不滿足于用下腳料來制作，水平大大提高，和青瓷一樣進入藝術瓷的領域。

        元明清以后發(fā)展起來的官窯占有最優(yōu)質的瓷土、配釉原料、技藝高超的工匠，同時宮延積累歷代最好的工藝品和外國朝貢的藝術珍品可供參考。有皇帝最欣賞的藝術家來參與創(chuàng)作，包括器形設計和裝飾繪畫。不惜工本，瓷器作得豪華、典雅、新奇、甚至精美絕倫，代表了一個時代瓷藝的最高水平而備受人們的稱贊。這些絕世的優(yōu)秀之作也為民窯模仿。但是，官窯的發(fā)展方向是向宮延藝術的方向發(fā)展，代價很高，做不到民窯那樣精打細算，物盡其用，而且高高在上的氣勢讓人可望而不可及，精美富貴的品質庶民百姓不好使用，不可能在社會普及，其工藝很難推廣。民窯則貼近庶民生活，質樸親切，這些因素使民窯工匠受約束少，創(chuàng)作思路比較活躍，優(yōu)良的工藝技巧能代代相傳，民窯和官窯一樣能體現民族工藝的精神。

　　民窯瓷器的發(fā)展過程中，其藝術特點主要表現在：第一，濃郁的地方風情。民窯的地理分布寬廣，長江以南、黃河流域的北方、沿海地區(qū)、內陸地區(qū)可以分出不同的窯系，產品有濃郁的地方特點。這些來源于民間的工匠就在當地生活學藝，一般不大四處流動，因此對當地制瓷原料的本質特點民眾用瓷的情趣很了解，掌握的是當地的工藝傳統(tǒng)。他們最知道作出怎樣的瓷器才能有人買，符合市場銷路。

　　各地區(qū)的原料品質、風俗習慣、審美情趣和信仰都不相同。這些因素造成各地瓷窯體系形成濃郁的地方風情，例如唐代浙江的越窯青瓷，河北的邢窯白瓷，河南鞏縣窯的唐三彩釉陶和白瓷、黑瓷、湖南長沙窯的釉下褐綠彩，安徽淮南地區(qū)的壽州窯，四川的邛窯等。宋人的磁州窯、龍泉窯、耀州窯、臨汝窯、景德鎮(zhèn)窯、德化窯、建窯、定窯、鈞窯等窯區(qū)域性的特點特別明顯。 

        第二，粗料細作。就原料的開采情況來看，有的窯場能開采到精細優(yōu)質的原料，如景德鎮(zhèn)的湖田窯，福建的德化窯等。大多數民窯就地取材，開采的原料不會很精細。但工匠通過頑強的勞動，粗料細作，生產出美觀實用的作品，不但好用，而且能美化生活。宋金元時期北方最大的民窯磁州窯，用當地的大青土（即北方坩子的一種）作原料，它能學習定窯生產出一些細白瓷，但大多數是粗瓷，有白瓷、黑瓷、醬釉瓷和低溫釉陶，廣泛施化妝土，以劃花、刻花、剔花、釉上彩繪、釉下彩繪、綠斑、褐斑、黑釉醬斑、白釉劃花、黑釉劃花、醬油彩劃花、珍珠地劃花、綠釉釉下黑彩、雕塑等技法，創(chuàng)造了許多純樸、生活氣息濃郁的作品，有很高的藝術水平。有用精細如繡花針一樣的工具線刻花紋；有在白釉層剔掉；有的一直剔到露出粗糙的胎面，使帶釉的花紋部分和胎體色調形成強烈的反差；有的剔到露出潔白化壯土層，使主題花紋格外醒目，真是"以物寫心，不為物障"。

　　第三，激情滿懷的書畫藝術。民窯工匠可以自由地在瓷器上繪畫寫字，最突出的是磁州窯，用黑彩在白瓷胎體上畫畫寫字。這些書畫藝術和當時的文人士大夫的作品相比有文野之分，精粗之分，但有它的特色。由于工匠們平靜單純，生活根底扎實，視野比較寬闊，在瓷器上畫的畫，定的字都純樸、渾厚，沒有無病呻吟的病態(tài)。以繪畫為例，題材廣泛，有作邊飾或輔助花紋的回紋、幾何線條、波浪紋、卷枝蔓草等。作主題花紋的主要有牡丹、月季、菊花和閑花野草、游龍飛凰、禽鳥野獸、山林中的小雀、花塘溪流中的鴨鵝和游魚等。繪畫從小橋流水人家的田園小景，到氣勢恢宏的高山瀑布，從農家茅舍到市井小民，從神仙故事到嚴肅的歷史題材，這些緊貼人民生活的通俗的藝術領域是民窯的優(yōu)勢。

　　1970年河南省鎮(zhèn)平縣出土一件白瓷黑花梅瓶高49厘米，小口細頸，豐肩長腹，中腹飽滿，下腹瘦長；胎施潔白化妝土，肩和上腹以黑彩繪錦土紋，襯以白色卷枝花；中下腹以黑彩繪茁壯的牡丹和多姿的蓮瓣，上罩白釉，花紋壯實生動，與胎釉對比鮮明。挺拔高挑的造型結構，對比鮮明的花紋使人產生許多聯想；說起梅瓶人們可以想象，在黃土高原，黃澄澄的大路從腳下延伸至遙遠，廣袤的大地點綴著村鎮(zhèn)茅舍、酒肆小店。勤勞的人民祥和善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生產勞動，豐收之后他們也會置身酒店，村姑為他們抱出一瓶美酒，瓶就是磁州窯的梅瓶，抱瓶的姑娘健壯的體魄，紅潤的面孔，高高的胸脯，明亮的眼眸閃灼出青春的光彩。酒美、人美、瓶也美，讓人陶醉，詩人情不自禁的寫詩稱贊："欲把梅瓶比西子，橫豎剛柔總相宜"。

　　上海博物館收藏一件虎形枕，是山西地區(qū)金代磁州窯產品。枕塑成一個老虎形狀，虎眼圓睜，豎耳，卷尾伏臥，滿身用黑彩繪虎皮紋。在白色枕面上作畫，開闊水面飄浮一物，上立一長尾鳥，天空雙雁高飛，枕底墨書"大定二年（1162年）六月二十日"銘。磁州窯在元代還在繼續(xù)發(fā)展，生產大量優(yōu)秀之作。廣東省博物館收藏一件橫寬40.5厘米的長方形枕，主題花紋是《西游記》中的唐僧取經圖，唐僧師徒四人在山道中艱難行進。枕面四角繪折枝菊花，前壁繪黑竹，后壁繪猛虎，兩端繪牡丹圖案，枕底楷書"古相張家造"銘記。唐僧取經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唐太宗貞觀年間（627-649年）僧人幺奘為了弄清佛經教義決心到天竺取經，歷盡艱苦，費時七年，來往走了幾萬里路，取回六百多部梵文（印度古文字）佛經回長安。

         回國以后，奉旨主持佛經翻譯，口述西行見聞，由門徒辯機寫成《大唐西域記》，后來慧立、彥宗又寫《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內容為西域及佛教發(fā)源地見聞，一是佛教徒的傳記都充滿神異的色彩，二是唐宋以來民間有許多故事，神話廣為流傳，為人民大眾喜聞樂見。明朝吳承恩匯集這些傳說寫成《西游記》影響極為深遠。這件瓷枕對研究這部文學名著的成書過程有重要價值。明朝中后期景德鎮(zhèn)生產大量的青花瓷器，不但內容極為廣泛，而且畫得詩意盎然。很多畫面抽象、夸張、大寫意，往往是工匠激情滿懷一揮而就，真的達到繪畫藝術追求的"無跡可尋，然后入神"的境界。

　　千百年來，不管是官窯還是私窯都在中國的陶瓷發(fā)展史繪上了濃重的一筆，體現了各時代非常典型的技術與藝術特征，表現出中國古代人們在科學技術上的成果以及對美的追求與塑造。作為一種陶瓷文化，伴隨著物質產品的生產和科學技術的交流而傳播，為世界文化的繁榮和發(fā)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和深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