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消融的下午，在王錫良家灑滿陽光的客廳，墻上懸掛的“陶瓷世家”四個大字格外明亮。老人坐在他的木沙發(fā)上輕描淡寫地對我說起往事，“我15歲第一次賣的是一個筆筒，畫的西施，賣了兩塊錢，我媽媽、我嬸嬸都高興得不得了，那是上世紀30年代，兩塊錢能買100斤大米了。”

　　王錫良得意地從臥室的衣柜里翻出一個剛燒制完成的瓷瓶給我看，瓶身寥寥數(shù)筆青花，畫的是一塊巖石，一旁寫著“涂成一片石，添上一棵松，安一小亭子，再請一詩翁”，別有意境。“青花要燒出來才知道什么樣，上次燒了10多個，才得了兩三個，這個青花燒得蠻好！”剛說完，他又不忘解釋道，“我是畫粉彩的，青花我是門外漢，畫著玩。”

　　從13歲開始學藝，這位跟陶瓷打了70多年交道的老人身上，浸透著人生的厚重，也正因為此，他的言談舉止中自然流淌出的是謙和。

　　“滿口飯可吃，滿口話不說，活到八十九，不知眼睛瞎不瞎。”在一本題名為《錫良文存》精致小巧的宣紙冊上，王錫良用一筆風流獨到的行書寫下他的座右銘。

　　他為人民大會堂江西廳創(chuàng)作大型瓷板畫，卻曾被批評連最基本的“料性”都不懂。 1959年，隨著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大會堂裝修完畢，年僅37歲的王錫良為自己贏得了前所未有的聲譽。為他帶來巨大榮譽的工作，就是為人民大會堂江西廳創(chuàng)作大型瓷板畫《革命搖籃井岡山》。

　　“大家都起稿，題材都是革命題材，我畫了一幅小的井岡山，省里的文化局長說‘這個中國畫味道很足，就讓他來畫’。”王錫良當時所在的陶瓷工業(yè)科學研究所會聚了當時全國最著名的陶瓷藝人和陶瓷美術(shù)教授，這個結(jié)果令人十分意外。

　　這看似意外的結(jié)果來自王錫良的精心準備。江西廳在沒有裝修之前，曾經(jīng)邀請江西和北京的藝術(shù)家們到現(xiàn)場征求設(shè)計意見，江西方面建議以瓷器為主，北京的畫家卻反對。“他們說不要把江西廳搞得像瓷器店。我聽到這種說法，回來就創(chuàng)作了一幅中國畫想試試看。”

　　從元代開始，景德鎮(zhèn)就是中國的制瓷中心，并從明洪武年間開始設(shè)立“官窯”專為皇家生產(chǎn)陶瓷。但在上千年的制瓷歷史中，陶瓷繪畫一直只作為瓷器的裝飾手段存在，一般人認為，陶瓷只是工藝品，不能算是藝術(shù)品。

　　清康熙、乾隆年間，景德鎮(zhèn)官窯瓷器中開始出現(xiàn)繪有中國畫圖案的陶瓷作品。但國畫是平面的，陶瓷是立體的，陶瓷繪畫材料筆法與國畫也存在差異，更需要燒制成器，想在陶瓷上呈現(xiàn)中國畫的效果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釉上彩是畫在上過釉、已經(jīng)1300攝氏度高溫燒制過的瓷器上，畫完后再用700攝氏度高溫燒一次。粉彩的顏色經(jīng)過高溫會發(fā)生改變，要綠色畫的時候是白色，要紅色畫的時候是紫色。色相如何把握，都要有功力，一般的畫家只能畫燒制后顏色不變的新彩，畫不了粉彩。”當然，在王錫良看來，這些基本的技藝并不算難，人民大會堂江西廳的瓷板畫難在要畫出沒有畫稿可循的井岡山全景，共四尺高、一丈多寬。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人用現(xiàn)實主義題材，完成這么大的瓷板。

　　王錫良向領(lǐng)導要求去井岡山實地體驗生活，充實畫作的內(nèi)容。“井岡山那么大的山，幾個哨口我都是靠腳量著去。”江西井岡山著名的紅軍5大哨口在當年紅軍根據(jù)地茨坪的東西南北四個方向，之間的距離大多超過30公里，王錫良帶著干糧在山上一住就是十多天，足跡到哪里，就寫生到哪里。

　　半個月后，回到景德鎮(zhèn)的王錫良開始根據(jù)寫生的素材進行創(chuàng)作，這時，距離人民大會堂安裝瓷板時間已經(jīng)不足3個月。瓷板畫由四塊瓷板組成，剛燒制完一塊時就有人議論紛紛，不少人出于好意勸說他不要再畫下去，而其中最尖銳的批評就是“畫了20多年瓷器，連料性都不懂，還想進人民大會堂！”

　　所謂“料性”，是景德鎮(zhèn)陶瓷繪畫行業(yè)中的重要基本功，即對顏料性能的掌握，不能太濃，也不能太淡。景德鎮(zhèn)青花“料分五色”，主要成分為金屬鈷的氧化物，根據(jù)含水量程度不同燒制后會呈現(xiàn)5個不同的色階“頭濃、正濃、二濃、正淡、影淡”，其中濃淡合宜的二濃料在傳統(tǒng)的粉彩勾線中運用最廣，王錫良卻偏偏不用它，“我用的大部分都是極濃的料，畫出來粗而且硬。”

　　王錫良的作品在景德鎮(zhèn)藝術(shù)瓷廠燒制成功后，被送往省城南昌，果然引起了一些議論。王錫良被通知立即趕往南昌解釋此事，“景德鎮(zhèn)其他人畫的都得到了肯定，就我的過不了關(guān)。我只能說來不及再重新畫了，只有拿到北京試試看，行就行，不行也沒辦法了。”為了保住自己的作品，他想出一個主意。

　　“一到北京，畫家們都說我畫的好，瓷板就留了我這塊，其他人畫的都否定了。”說起這個結(jié)果，王錫良再次在我面前得意開懷地大笑起來。他創(chuàng)作的《革命搖籃井岡山》以其大氣磅礴得到了一致贊揚，最終掛在了人民大會堂江西廳，掛了許多年。

　　由于出色完成如此重大的政治任務(wù)，37歲的王錫良，一舉成為景德鎮(zhèn)新時代陶瓷藝術(shù)的代表，當年就被景德鎮(zhèn)市政府評為“陶瓷美術(shù)家”。

　　傳統(tǒng)粉彩人物，往往精雕細琢，王錫良畫粉彩人物，卻不孤立地側(cè)重臉形、鼻子、眉毛等處，他認為，這些恰恰是最沒有表現(xiàn)力的地方。需要表現(xiàn)的只是整體畫面的輪廓，無須繁縟做作。

　　他是景德鎮(zhèn)陶瓷巨匠“珠山八友”的弟子，他也將自己的成就歸功于多位師長的指點。1935年夏天，景德鎮(zhèn)一個王姓選瓷藝人家庭，決定讓自己的長子輟學到他的叔父王大凡那里學習繪瓷，以盡快承擔起家庭的重擔。對于13歲的王錫良，畫瓷開始成為謀生的手段。上個世紀30年代，作為近代陶瓷史上著名的“珠山八友”之一，王大凡已經(jīng)名揚四海，他的一塊小瓷板，市價是4塊大洋，夠三口人半年的口糧。“當時叔父有10多個學生，有家境特別好的人，每年給師父100塊現(xiàn)大洋。”這一切，讓家境困難的王錫良羨慕不已。

　　學繪瓷要從畫畫稿開始。一次，王錫良和學藝多年已經(jīng)20多歲的大師兄一起臨摹師父給的畫稿“聞雞起舞”圖。畫完后，趁著師兄不在，王錫良對師父感嘆：“師兄畫得真好，跟您畫的一樣，我畫的真差。”王大凡卻笑著搖了搖頭：“他畫得可以，但是很呆板，你畫得差，但是很活。”

　　“珠山八友”將文人畫與陶瓷相結(jié)合，開創(chuàng)了“瓷上文人畫”的陶瓷藝術(shù)，改寫了陶瓷作為工藝品的歷史。其中，王大凡最擅粉彩人物，他集諸家大成，獨創(chuàng)“落地粉彩”技藝，畫粉彩人物時，不用玻璃白打底，直接在瓷胎上色料，再罩雪白、水綠。1915年，王大凡的《富貴壽考》人物畫瓷瓶在巴拿馬國際博覽會獲得金獎。王錫良對王大凡十分佩服，“當時，他畫的東西在我心目中就像神圣之物一樣，他對我說的這一句話讓我受用終身。”  王錫良說起他學藝時的收獲：“學畫時，叔父的畫稿，他的兒女王曉凡、王曉蘭都留下來慢慢臨摹，我拿不到畫稿，全靠自己記下來畫。當時可能覺得吃虧了，現(xiàn)在看來是得益了，從學開始，我就曉得要自己動腦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