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沃頓商學院教授貝齊·史蒂文森（BetseyStevenson）和賈斯廷·沃爾弗斯（JustinWolfers）的最新研究顯示，美國的結婚率和離婚率均跌至歷史最低點。具體而言，已婚人口的數(shù)量經(jīng)過去25年持續(xù)下跌后如今已降到歷史最低點，而離婚率也在2005年跌至197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當史蒂文森和沃爾弗斯著手分析這些最新數(shù)據(jù)背后瞬息萬變的市場力時，一個事實漸漸浮出水面：作用于結婚和離婚狀況的因素—即節(jié)育、兩性工資差距的縮短、初婚年齡上升及家庭技術的劇烈變革——同樣也對企業(yè)和員工產(chǎn)生重要影響。

    史蒂文森說：“改變人際關系和家庭面貌的因素同樣作用于職場，因為構成勞動力市場和家庭的是同一批人。公司了解自己所面對的人群是非常重要的。”

    無繁衍生息的念頭

    在題為《結婚和離婚：變化和驅動力》的論文中，史蒂文森和沃爾弗斯承認，在婚姻研究方面，經(jīng)濟學家們一直嘗試用經(jīng)濟模式解釋家庭形成的方式和原因。史蒂文森指出，諾貝爾獎的獲得者經(jīng)濟學家加里·貝克（GaryS.Becker）在1981年撰寫的《家庭論》一書中提出了一個基于“生產(chǎn)互補性”的婚姻理論。根據(jù)貝克爾的理論，丈夫和妻子在市場和家庭中各司其職，兩人的結合能提高生產(chǎn)力，這種分工合作在史蒂文森所說的“生產(chǎn)和孕育子女”方面尤為突出。

    但是兩位沃頓商學院的專家卻引用了歌手兼詞曲作者鮑勃·迪倫（BobDylan）的《變化的時代》（TheTimesTheyAreA-Changin"）一曲的歌詞來說明貝克爾提出的婚姻模式有待斟酌，指出“家庭不是一個靜態(tài)的單位”。史蒂文森認為現(xiàn)代家庭生活已經(jīng)嚴重削弱了生產(chǎn)互補性理念的適用性并且說明了原因。

    她寫道：“壽命延長和生育率下降意味著一個人的大部分成年生活是在沒有子女承歡膝下的情況下度過的，而晚婚，包括再婚，意味著許多家庭在成立時并沒有繁衍子嗣的意愿。而且，女性勞動力的增多表明，家庭分工已經(jīng)減弱或者已經(jīng)具有了新的含義。”

    研究者表示，這些改變源于幾個關鍵因素：

    年輕男性和女性對婚姻的熱衷程度減小。男性方面一直存在這種問題：2004年，男性的初婚年齡為27歲，充分反映了1890年首次記載的趨勢，當時男子的平均初婚年齡為26歲（1950年代中期出現(xiàn)短暫的回升，當時男子的平均初婚年齡為23歲）。但是2004年，女性的結婚年齡也開始上升，其平均初婚年齡從22歲提高到26歲。“在過去一個世紀中，男性和女性之間的年齡差距逐漸縮短。”

    該研究指出，男性和女性晚婚的現(xiàn)象還反映了生育在婚姻生活中的作用日漸減弱。“在1880年，75%的已婚人士擁有孩子……到2005年，只有41%的已婚人士育有子女。”

    研究表示，一度被稱為“定義20世紀之發(fā)明”的避孕藥提高了人們對生育的控制能力，“改變了結婚和生育的時間，而且由于女性教育或工作計劃被中斷的風險減小，它還促進了女性自身人力資本的積累。”史蒂文森說，節(jié)育的一個重要結果“是它改變了家庭的模式，給予女性更多控制自己職業(yè)道路的能力。突如其來的懷孕曾經(jīng)非常具有破壞性。但是節(jié)育的出現(xiàn)改變了女性的生活方式及她們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動機。”

    家庭省力技術的誕生（冰箱、洗衣機、烘干機和洗碗機等等）和服務業(yè)的發(fā)展使人們能夠在市場上購買到之前只能由家庭主婦提供的服務。史蒂文森和沃爾弗斯寫道：“這些新技術能夠節(jié)約大量時間，讓女性從繁重的家務中解脫出來投身于市場，從而增加了女性勞動力。”史蒂文森指出：“家庭技術的發(fā)現(xiàn)讓市場介入了家庭生活，告訴你，‘你不需要一個專職主婦。我們能為你提供所需的一切服務，提高你的效率。’這當然對女性參與工作發(fā)揮了巨大作用。從市場上購買這些物品的成本降低了，而擔任家庭主婦的成本上升了。”

    作者表示，這些趨勢促使人們以一種不同于貝克爾生產(chǎn)互補性理論的角度來解釋婚姻之所以可行的原因�，F(xiàn)代的婚姻不是基于分工，而是建立在“休閑和消費互補”的基礎上，這使得有著有著類似收入和興趣的男性和女性漸漸走到了一起。這種新的婚姻模式——加上晚婚的趨勢和節(jié)育的能力——給職場環(huán)境帶來了劇烈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