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民窯的關(guān)系及康熙青花的分期

　　青花，中國陶瓷王國中的主要品種之一。它不僅與玲瓏、色釉、粉彩一道并稱景德鎮(zhèn)“四大名瓷”，而且還享有“國瓷”美譽。明清時期官民窯皆大量生產(chǎn)。

　　官窯生產(chǎn)不惜成本，價值在于精。而民窯則變化多，紋飾生動活潑，以商品生產(chǎn)為目的。產(chǎn)品粗細兼有，產(chǎn)量很大。不僅滿足了國內(nèi)市場的需求，而且還大批外銷。官窯是在民窯基礎(chǔ)上的提煉和升華，其反過來又會影響和推動民窯的發(fā)展。官民窯這種相輔相成且相互促進的關(guān)系，使其形成了既有共同時代風格又各具自身特點的狀況。而正是其中的共同時代風格為民窯斷代提供了依據(jù)。

　　民窯通常按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使用方法的進步和民間藝術(shù)觀念的漸變等客觀因素自然地變化和過渡，這是民窯普遍存在的承襲性特點。歷史文獻中關(guān)于民窯的可靠記載幾乎為空白，與官窯研究相比，景德鎮(zhèn)民窯青花的研究還處在為解決斷代問題獲取資料的初始階段。民窯青花面貌的多樣性，發(fā)展演變的復雜性決定了民窯斷代研究的難度。

　　處于歷史最高水平的清康雍乾景德鎮(zhèn)瓷器生產(chǎn)中，康熙民窯可謂具有重要影響�？滴醭瘹v61(1662——1722)年，經(jīng)濟業(yè)旺發(fā)達，對外貿(mào)易繁盛，國力強大。由于采取了減免賦稅，“官搭民燒”和廢除“匠籍”制等一系列舉措，使民窯生產(chǎn)得以大力發(fā)展。鑒于時代跨度較長，目前學術(shù)界一般將其劃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早期系元年至二十年(1662——1681年))，中期是二十一至四十五年(1682——1706年)，晚期為四十六年至六十一年(1707——1722年)，作者今以康熙朝景德鎮(zhèn)民窯青花瓷器鑒定為題進行探討，以期“拋磚引玉”。

　　二、造型、胎、釉和工藝

　　康熙民窯青花造型古樸、端莊，整體比例協(xié)調(diào)，線條流暢，充滿陽剛之美。型制、規(guī)格眾多難以計數(shù)。這恰映證了梁同書《古銅瓷器考》所云：“官窯器純，民窯器雜。”主要見有瓶、方瓶、觀音瓶、梅瓶、筒瓶、棒槌瓶、膽瓶、玉壺春瓶、琵琶瓶、花觚、蓋罐、將軍罐、粥罐、高奘罐、蓮子罐、盤、六方盤、八方盤、花口折沿盤、攢盤、碗、侈口碗、收口碗、墩式碗、笠式碗、蓋碗、高足杯、提梁壺、缸、花盆、筆筒、洗、硯、盒、繡墩、熏爐、缽式爐、筒式爐、洗式三足爐、鼎式爐和瓷板畫等。其中，以花觚、梅瓶、筒瓶、棒槌瓶、蓋缸、將軍罐、粥罐、盤、碗、提梁壺、軍持、缸、筆筒及缽式爐等最為多見。

　　花觚除沿襲崇禎、順治時筒式觚形制外，還新創(chuàng)了上短下長二截，大口外撇，長頸漸收，鼓腹下斂。足底外傾式觚，因其口頸外撇呈鳳尾狀，又名“鳳尾尊”(其高度通常在45厘米左右)。對此《飲流齋說瓷》曾載：“口大腹小者謂之花觚，明制者身段直下絕無波折，康熙以后則腰際凸起略如香案中插花之具矣。”梅瓶唇口，短頸，豐肩至下漸斂于脛部外撇。筒瓶別稱“象腿瓶”，口沿外傾收頸，溜肩，柱形往下慢收。棒槌瓶在筒瓶后面因狀似中國江南農(nóng)家洗衣所用的棒槌，故名。有方、圓棒槌瓶之分，以后者居多。蓋缸直口露胎，豐肩鼓腹，底有施釉、露胎二種，蓋見饅頭形和蓋面下凹兩式。將軍罐直口，短頸、豐肩、鼓腹下收，分無釉平底、圈足二類，蓋頂飾寶珠鈕。粥罐直口、溜肩、圓腹、底微收、平底。蓋為圓形鈕或有孔，可加銅環(huán)飾。肩部具對雙孔洞，可穿裝金屬環(huán)以利提系。盤通常是唇邊。碗侈口圓腹至下緩收，釉底圈足。軍持喇叭口、束頸、球腹，流似乳頭狀，一般系外銷產(chǎn)品。提梁壺中以肩部飾面相清晰的四個鋪首用于提系者最為多見。缸普遍制作較精細，常見直口、里外兩邊有唇邊呈滾圓狀，鼓腹下收，底部無釉一類。筆筒見有直筒、撇口束腰、竹節(jié)形等�？趶酱笳呖芍�34厘米曰“大筆海”。缽式爐與明末、順治朝器物基本一致，均呈撇口、鼓腹、下斂、平底、圈足狀。

　　胎土淘洗得很純凈，胎體堅致縝密，斷面似糯米糕，份量較重。還流行用精細淘洗之漿泥制成的質(zhì)輕松軟瓷胎，俗名“漿胎”。該胎體始于明代，通常用于細路瓷器。早期胎體兼有明末遺風，較之中晚期手感略重。釉汁享有“堅白釉”，“粉白釉”、“亮白釉”的美稱。表面光潤具緊披光亮感，一般見有桔皮紋、棕眼。器內(nèi)外釉色調(diào)基本一致，底部釉面多數(shù)泛白且薄，與器身有別。早期釉色白中閃青，中期釉白光亮，晚期呈硬亮青色。早期器物常見芝麻醬釉口。口沿及足部釉面多見有自然的毛邊或爆釉點，此乃原施加的一層具凸起感含粉質(zhì)的白釉遭風化而破裂之故。胎釉結(jié)合緊密，修胎較規(guī)整，旋胚痕較明顯。少量砂底及厚胎器的露胎處見黃褐色火石紅。早期圈足多系兩面斜削狀，中晚期(尤其精細品)圈足處理光滑謂“泥鰍背”，粗者一般底足粘砂，打磨欠平滑。器足分為平足、寬厚圈足(盤、碗類常見)、雙圈底(筆筒、印盒、小碟、盞托等多見))、二層臺底(琢器類為主)、拱壁底(筆筒為多)和圈足等數(shù)種。

　　三、紋飾

　　康熙民窯青花早期的紋飾仍保留著明末、順治時的繪畫風格，豪放粗獷和精細工麗并存。中晚期受明末清初書畫家董其昌、陳洪綬、劉泮源、華喦及“四王”等人的影響，構(gòu)圖舒朗，意境深遠。早期畫法流行單線平涂，有明末遺風。中晚期以流暢工細，勾、染、皴、擦并用為主流，多可分出陰陽面及層次。主要使用浙料和珠明料作畫。

　　裝飾題材豐富多彩，不勝枚舉。均是當時社會習俗和文化觀念的直接反映。這種來源于民間現(xiàn)實生活并充滿活力的題材，其情趣盎然的內(nèi)涵與粗獷灑脫熱情奔放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可說是青花中獨特且最具藝術(shù)魅力的部分。

　　常見圖案有：山水庭園、望江興嘆、人物、嬰戲、羲之愛鵝、西廂記、三國故事、水滸故事、無雙譜、天仙送子、麒麟送子、一琴一鶴、十八學士、周處斬蛟、指日高升、十八羅漢、飲中八仙、八仙慶壽、加官晉爵、刀馬人物、耕織、御溝拾葉、云龍、魚龍變化、夔龍、海水龍、二龍戲珠、蟠螭、四福、龍鳳、麒麟、云鳳、丹鳳朝陽、鳳穿牡丹、柳馬、松鼠葡萄、松鹿、錦堂富貴、太獅少獅、玉兔、花鳥、纏枝牡丹、纏枝蓮、四季花、冰梅、四君子、月影梅、三友、花籃、皮球花、壽字、梵文、赤壁賦、蘭亭序、騰王閣序、圣主得賢臣頌、博古、饕餮及四藝雅聚等。上述題材大致分為山水、人物、瑞獸、花鳥、書法及圖案等幾類。

　　山水類圖案早期流行披麻皴法，中晚期除多見斧劈皴法外，還應(yīng)用西洋畫法借鑒光線的強弱來體現(xiàn)陰陽面。它充分證實清初山水畫皴法較為見長，尚有宋元遺意。清朝山水畫面一般繪工精美且數(shù)量較多，古人“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之說由此可見一斑。早中期人物畫面高大、用筆豪放，晚期則趨于清秀。人物面大多為側(cè)面。整體比例協(xié)調(diào)，繪工精致，簡練清晰。仕女發(fā)髻高聳，臉龐豐滿，眉似彎月，唇如朱點，端莊穩(wěn)重，姿態(tài)婀娜多姿。余者人物線條明快、勁捷，大多見于輪廓線內(nèi)輕點口目，少數(shù)涂染面部。嬰戲圖一改明代流行的武戲，盛行文戲畫篇。此時著重于人物狀貌和神情的表現(xiàn)。其形象的概括和提煉達到了不可再簡的地步。對此我國老一輩古陶瓷研究專家童書業(yè)先生曾這樣評價：“清初的花紋最為精工，人物多作細筆，康熙以人物為著，康熙青花高過雍正。”瑞獸形態(tài)逼真，較之明代更為寫實。有的加繪噓氣噴霧紋樣，更襯托出異獸的兇猛雄健。最常見的龍紋被刻畫為頭大細身(以四爪為主)，龍麟呈“八”形，像拳師般勇猛。花鳥類題材豐富多樣，花卉俯仰、向背、聚散、飄逸等姿態(tài)各異。其中以雙犄牡丹(外緣處留白)與折冰梅(畫面較小且排布齊整)和對視呼應(yīng)感較強的鳥雀最具時代特色。書法類作品以楷書為主，書藝高超，排列有序。圖案類紋飾似一筆一畫中規(guī)中矩。多種圖案中流行于上部點畫一小太陽(寓意指日高升)及水渦狀云紋。幾種輔助邊飾也頗具時代特征，常見有人字形錦紋(亦名竹編紋)、萬字形錦紋、垛形紋、山字形與連貫如意紋等。開光紋飾作品較少見(以二道彎菱形開光為主)，繪畫一般較精細。各種圖案所占篇幅與后世相比通常較大。

　　各類紋飾的點、線處理得恰到好處且特色鮮明，其中山水、書法類文人氣息濃厚，人物類多反映傳說或歷史上著名人物的故事。瑞獸、花鳥類充滿祥和之兆，圖案類則仿古氛圍濃郁。整朝紋飾通過借喻、比擬、雙關(guān)、象征和諧音等表現(xiàn)手法，構(gòu)成“一句古語一圖案”的美術(shù)形式，換言之，“有圖必有意，有意必吉祥”。

　　早期青花呈色一般系灰藍或黑藍，中期通常鮮艷清翠，晚期則以灰暗、淺淡為多，有的暈散不清。在同一時期也有發(fā)色好壞并存的情況，在鑒定中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主要品種見有白地青花、豆青地青花、哥釉青花、黃地青花、青花堆粉漿胎青花、藍釉青花、青花地留白(于留白處加繪紋飾)、青花暗刻和青花釉里紅等，以前者為主流。

　　同樣使用浙料或珠明料作畫的瓷器，為何會分別出現(xiàn)不同的青料呈色？筆者認為其原因有二：首先，兩種青料皆存在上、中、下料之分(氧化鈷含量高者為精)。再則，燒造時受技術(shù)、窯位、窯溫和其它等不確定因素的影響。浙料，也稱“浙青”，產(chǎn)于浙江紹興、金華一帶，國料中以此為上乘，萬歷朝始用。明末宋應(yīng)星《天工開物》卷七《陶埏》載：“凡饒鎮(zhèn)所用，以去衢、信兩郡山中者為上料，名曰浙料。”清《南窯筆記》說：“料有數(shù)種，產(chǎn)于浙江、江西、兩廣。其浙產(chǎn)有元子、紫料、天青各種……總之浙料為上。”珠明料，產(chǎn)于云南會澤、宜良與宣城等縣，但成份不一，以宣城所產(chǎn)為上，含鈷量最高，康熙時始用，云南將其所產(chǎn)上等青料為“金片”或“珠窯”，“珠明”即由“珠窯”轉(zhuǎn)音而來。清朝民窯青花重點所用浙料、珠明料雖呈色有別，但終以發(fā)色鮮明者為主流，其當為青花的標準色彩。竊認為青料色澤的變化和裝飾紋樣實系青花鑒定的首要依據(jù)。

　　四、款識

　　康熙民窯青花瓷器款識種類豐富多樣。大致可分為紀年、家藏、人名、吉語贊頌、圖記及寄托款等數(shù)類。書體以楷書為主，篆書(較硬的鐵線篆)為輔。排列嚴謹且書法精良者較少。

　　紀年款按時間排序為“康熙元年四月初八日具”、“癸卯(二年)年春月”、“康熙乙巳(四年)年制”、“大清丙午(五年)年制”、“丙午年制”、“康熙丁末(六年)年制”、“大清戊申(七年)年制”、“癸丑(十二年)秋月寫”、“己未(十八年)年秋月渭水漁翁書”、“壬戌(十一年)仲冬寫于居敬堂新安程子受”、“康熙二十二年歲次癸亥仲冬之月仿古”、“大清康熙上元甲子(二十三年)春月制”、“丙寅(二十五年)歲初冬陽春月”、“丁卯(二十六年)秋八月”、“戊辰(二十七年)秋月錄于昌江之浮碧亭，攻玉子”、“己巳(二十八年)本村劉殿幫”、“庚午(二十九年)秋月”、“癸酉(三十二年)秋月書”、“甲戌(三十三年)之秋寫于群英館”、“大清康熙年丙子(三十五年)歲”、“丁丑(三十六年)歲夏月書”、“戊寅(三十七年)秋月寫于玉蘭齋”、“康熙戊寅孟冬秋月”、“康熙庚辰(三十九年)年黃州府太守許錫齡制”、“壬午(四十一年)王欽宣制”、“丙戌(四十五年)陽春月西園主人寫”、“康熙四十六年夏月吉日立”、“康熙乙未(五十四年)仲夏吉立”、“康熙伍拾陸年秋月日谷旦”、“壬寅(六十一年)秋月”、“大清康熙年制”和“康熙年制”等。

　　家藏款見有“淇竹齋”、“叢菊齋制”、“拙存齋制”、“芝蘭齋制”、“玉蘭齋”、“光裕堂制”、“集蘭堂仿古制”、“奇玉堂制”、“北慶堂制”、“益友堂制”、“碧云堂制”、“興裕堂制”、“惟善堂制”、“白云堂仿古制”、“正玉堂制”、“余慶堂仿古制”、“桂育堂制”、“書錦堂”、“奇玉堂制”、“昭玉堂”、“益友鼎玉堂制”、“安陸竹林堂制”、“留耕堂制”、“永和堂制”、“同順堂制”、“碧玉堂制”、“安素草堂”、“怡玉堂制”、“采玉堂”、“心逸堂”、“紫荊堂制”、“蓮柳軒制”、“可林軒制珍玩”、“應(yīng)德軒”、“應(yīng)德軒博古制”、“常豐軒珍玩器”、“杏林軒”、“木石居”、“木石居仿古制”、“玉石居”、“水云居”、“萃文苑制”、與“元玉錦記”等。

　　名人款有“渭水漁翁”、“商山仿古”、“善山仿古”、“峰霞山人”、“中山人”、“程子受”、“吳仲興”、“曉山主人”、“東海鼎臣”、“許錫齡”、“王欽宣”、“西園主人”及“劉殿幫”等。

　　吉語贊頌款為杏林春宴、東壁西院、在川知樂、永慶奇珍、奇石寶鼎之珍、友昆連碧之珍、天、祿在其中、滄浪綠水、玉石寶珍、若深珍藏、文章山斗、永興珍玩佳制、文房一玉、萬福攸同、福貴佳器、玉石寶珍、青玉寶鼎之珍、奇石席上佳珍、永興佳玩、玉石雅玩、玉石佳玩、博古雅玩、昌江珍玩、同玉珍玩、美玉雅玩、留香雅玩、寶石雅制、昌江美玉、真玉和信友玉珍記等。

　　寄托款以仿明代款識為主，有永樂年制、宣德年制、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弘治年制、大明正德年制、大明嘉靖年制、大明隆慶年制及大明萬歷年制等。

　　從大量傳世品分析，康熙早期官民窯署帝王年號款者極為少見，而多寫干支、家藏和圖記款。余認為其因有二：一即《浮梁縣志》講：“康熙十六年邑令張齊仲，陽城人，禁鎮(zhèn)戶瓷器書年號及圣賢字跡，以免破殘。”它充分證實該時期禁寫年號。二是此時康熙帝不尚尊號，拒絕臣下給他“加上鴻稱，以顯功德。”

　　楷書年款字體較扁，繁體“制”字下面的“衣”字一橫較長。干支款往往如上所述在年號后增注月日，它是民窯所獨有。中國用干支紀年，始于東漢建武三十年(55年)。在此之前遠溯夏商，則以干支記日。陶器上的紀年款最早見于秦、漢時期。瓷器中的紀年款則始于三國時代，盛行于明、清兩朝�？滴趺窀G青花中的紀年款，因其標明了器物制作的年代或具體時間，所以當是本朝青花早、中、晚期劃分的最重要依據(jù)。家藏、吉語贊頌款較多使用，而人名款則較少見。圖記款中以雙圈款最為普遍，其顯著特征系正圓且每圈的接頭處筆觸較重。寄托款雖書寫無力，但較工整。各類款識落款位置多數(shù)在外底部，少量寫于外腹部。外底部署款者大多呈二行豎式排列，并于字外加雙圈，雙方框，無圈欄則較少見。

　　作者以為鑒定康熙民窯青花瓷款識的要點(尤其質(zhì)量)為二：一是如同中國書法的判斷標準一般，突出字形、線質(zhì)。二即應(yīng)與前文所言青花紋飾呈色相結(jié)合�？钭R為古陶瓷的一種文化現(xiàn)象，它以其特有的形式構(gòu)成各個時期鮮明的時代特色，并可以彌補文獻記載的不足。

　　五、仿作

　　由于康熙民窯青花在景德鎮(zhèn)制瓷領(lǐng)域中具有重要影響，因而后世對其仿制較流行。從大量傳世品來看，仿品主要出現(xiàn)于光緒、民國(1875——1949年)時期。多為觀音瓶、筒瓶、花觚、棒槌瓶、罐、筆筒、缽式爐與碗等。學界認為光緒青花瓷在清代僅次于康熙，某些仿康熙青花瓷精品(應(yīng)指官窯及民窯精品——筆者注)甚至幾近亂真。圖案流行花卉、山水、瑞獸及人物等，以前者為上。正如童書業(yè)先生所言：“清末仿造的康熙青花以花卉見長。”

　　通過學界以往對歷代陶瓷仿品的研究結(jié)果看來，無論作偽技術(shù)多么高明，許多賦予時代文化氣質(zhì)的東西是永遠無法再現(xiàn)的。一件瓷器表面上看只是一個簡單的技術(shù)流程的結(jié)果，實際上是一種特定的時代文化在窯工身上的自然折射，為心靈的外化，猶如植物開花一般自然而然。別人內(nèi)心的那些東西不是想模仿就能模仿的，仿制畢竟不是克隆，要想達到無差別的境界從理論上而言不成立。技術(shù)手段只能作為輔助。

　　盡管光緒、民國時仿康熙青花中的某些作品達到惟妙惟肖的地步，但終究真就真、假即假。與原作相較，仿品造型力量顯秀柔，線條折角外較圓滑，足呈尖狀或圓狀。胎質(zhì)疏松體較輕。釉汁稀薄色潔白，胎釉結(jié)合欠佳。繪工細膩，畫意拘謹，層次感不強。青料呈黑褐、深藍或淺藍色調(diào)。款識以楷書“大清康熙年制”和“康熙年制”為主，落明代年號款，但畫風仿康熙者為輔。排布齊整多見二行豎式，書法頗為纖秀。字外常繪雙圈，每周銜接處筆觸淺顯。

　　光緒、民國民窯仿制處于清代之冠的康熙青花作品為何深受學界認同，竊認為其重要原因之一當系清末官窯解體后，良工四散，禁令解除，官窯的技術(shù)普遍傳入民間，極大地推動了民窯瓷業(yè)的發(fā)展。

　　六、結(jié)論

　　康熙民窯青花瓷形制眾多，陳設(shè)、日用、文具等品類齊全。重點使用浙料與珠明料作畫的紋飾，從內(nèi)容到形式都是以老百姓喜聞樂見的題材為主，民族化及大眾化為一重要特點。縱觀中國陶瓷的發(fā)展變化，主要表現(xiàn)在二個方面：一即器形，二是裝飾。在此基礎(chǔ)上再進一步研究分析其胎、釉、款及工藝。清朝青花研究當亦不例外。

　　余在經(jīng)手過目大量康熙青花后，以為其形、圖、胎、釉可用一個“硬”字予以高度概括。一件優(yōu)秀仿品，跟真品的差別往往就在毫厘之間，只要鑒定者具備了辨別一絲一毫一厘的本領(lǐng)，即可鑒別真贗。恰如古人所云：“觀千劍而后識器，操千曲而后曉聲。”

　　經(jīng)過采石、粉碎、淘洗、制坯、描畫、上釉和燒成等七道工序生產(chǎn)的康熙民窯青花瓷，粗細兼有，差距很大。上乘者堪稱“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它說明此時社會貧富與貴賤懸殊。換言之，社會的普遍需要才會成為生產(chǎn)動機。

　　總之，康熙民窯青花瓷因產(chǎn)于我國陶瓷最高峰時期，所以，其在景德鎮(zhèn)民窯研究領(lǐng)域中應(yīng)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