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是由野蠻進入文明的，文明程度如何、水平多高、有無保障，日用品的品種、質(zhì)量、數(shù)量是一個重要衡量標準。吃什么、怎么吃；穿什么、怎么織；日用器皿是什么、怎么制，都很有講究，每一項都是一部“文明小史”。

　　從獸皮、葛、麻、棉到絲綢

　　就穿而言，我們的祖先，是從圍樹葉遮羞、披獸皮御寒、戴貝殼串為飾品開始的。用樹葉、獸皮做原材料，就得學會“縫”和“編”，后來又懂得了用葛藤、苧麻的皮，浸泡去脂之后，取它的纖維加工成“衣”，于是有了“葛布”“麻布”，這又學會了“編”與“織”。我國甲骨文、金文中就有組織、編纂、經(jīng)緯這類詞匯，說明此業(yè)起步較早，而“經(jīng)”更為關鍵——如最重要的著作稱“經(jīng)典”，最注重的財務往來活動稱“經(jīng)濟”。直到元明之際，從南亞與東南亞成功地引種了草棉，于是開始用棉花的纖維織布制衣，這就開發(fā)了“紡”和“績”的技術。由編織到紡織，是一大進步。

　　我們的老祖宗不以“布衣”為滿足，竟然想到把一種又嬌嫩又弱小的小蟲馴化為“蠶”，讓它吐出“絲”來，拿這“絲”來做衣服，居然結實、輕巧又華貴。中國人又花費心思讓它更美，“錦上添花”，又發(fā)明了養(yǎng)蠶、繅絲、織染、印花、刺繡的成套工藝，而且從黃帝時代就開始了。養(yǎng)蠶繅絲是黃帝的妻子嫘祖發(fā)明的，否則黃帝就不能“垂衣裳而天下治”了。黃帝穿的是寬袍大袖的絲綢，那“衣”是“垂”在身上的；而且是“上衣下裳”的“套裝”。中國人一走出野蠻，就穿上了絲綢，加上珠玉寶劍的佩飾，更是英俊威武了。

　　于是帝王將相、神佛仙人，全都用絲織品來包裝自己了。你去看，凡流傳至今的中國最古老的人物畫，神仙畫，仕女畫，都有華麗包裝，而且講究衣紋繪制的“水線”，要飄逸瀟灑；包裝后，還要透出身材的曲線美來，既美麗又文明。如此這般，當絲綢傳到歐洲時，他們能不驚訝喜歡嗎？
　　順便說一句：中國先民是很懂得知識產(chǎn)權保護的，養(yǎng)蠶繅絲技術絕不許外傳。連漢唐皇帝女兒外嫁，搞和親外交去，也不許私帶蠶種。絲綢之路上，絲綢制的成品、半成品堆積如山，就是沒有蠶。

瓦器、陶器及瓷器

　　“瓷”器的“瓷”，原也可以寫成“磁”，都是“形聲字”。從“石”，是說它的硬度、外觀，具有“石”的特征；從“瓦”，是就它的成形工藝而言的，瓷器的祖宗是瓦器：先民把土與水二要素結合成泥，包到一個圓柱體上，做成坯，放到火中去燒，火候到了，它會變得堅如石，剖成兩份或四份，就有了筒瓦或片瓦。坯形呈圓柱狀的，可以作出不同的瓦質(zhì)容器來，比如瓶（缾），用于從井底提水；缶，用來煮飯；甕，用來裝水裝糧食。后來發(fā)現(xiàn)瓦器不結實，不漂亮，還滲水，于是上釉，就有了“陶器”。陶字從“缶”，凡“缸”“罐”“罄”都從“缶”，連“缺口”的“缺”也從“缶”。傳說舜的氏族就精于制陶，所以叫“陶唐氏”；而大唐時代制成的陶器也很精美，著名的“唐三彩”就是，不過它被形式化了，觀賞功能大于實用功能。制陶的技藝再提高一步，原料再講究一點，就形成了“瓷器”。瓷器是瓦器、陶器的升級版。北京南城有個地名“磁器口”，在護城河內(nèi)；護城河外從“劉家窯”“潘家窯”（今易名為潘家園）直到“大北窯”，沿線都是生產(chǎn)窯品的。

　　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用瓷器去盛飯菜，與用竹節(jié)或榆木鏇成的木碗去盛飯菜，或者干脆用手抓飯，用闊葉子包飯，哪樣更文明呢？很明顯，瓷器是最佳選擇。

　　元代來訪的馬可·波羅返回歐洲家鄉(xiāng)后，說中國人會把泥巴作成晶瑩剔透、溫潤如玉的杯盤碗盞，而且能畫上精美的圖飾，人們都以為他是在編“天方夜譚”，可是當他們真的看到并使用瓷器時，則嘆服不已，如癡如醉。從宋朝起，中國生產(chǎn)的青花瓷就已達到晶瑩溫潤的境界，明清青花瓷更是輕薄如蛋殼，彩繪精工，遠銷海外，被歐洲人視為“白金”。

　　當年，歐洲各國的王室之間，都在爭豪斗富，當時中國瓷器風行歐陸，他們競相利用宮廷的豪華來博取外交上的聲譽，宮廷日用和宮廷布置都以擁有瓷器為無上光榮，于是便以賽過黃金的價格大批收買中國瓷器，一件1.2尺的青花五彩盤就值上萬錢。他們很驚奇中國人如何把泥土燒成了“白玉”。明清之際，為適應這種需要，中國政府還特地組織專門力量燒制高檔“外銷瓷”，裝船運往歐洲。僅瑞典王室于1731—1789年間，大量進口中國絲、茶與瓷器，光是瓷器一項就達5000萬件，可謂“罄其國庫以購瓷”了。1740年，有一艘中國貨船滿載絲茶瓷器，經(jīng)一年零四個月到達北歐，不幸沉沒于瑞典哥德堡外海100公里處。后被打撈出來，瑞典皇家為此專門成立了“沉船博物館”，把精美瓷器陳列出來，至今仍在供人參觀。乾隆時還特為歐洲人定制大批量瓷器，并聘請來華歐洲人設計其裝飾圖案。這批歐洲風味的中國瓷，現(xiàn)在在歐洲相關博物館中還能看到。后來德國國王因國庫緊張，便決定由本國燒制，但一時掌握不了配方與火候，在很長時期內(nèi)，燒不出中國式的瓷器來。后來，有位荷蘭籍人終于仿制成功，于是得以普及。這一切，無不說明中國文化從物質(zhì)層面上對歐洲人的生活產(chǎn)生了多么大的影響。同時也從精神層面上改變了歐洲人的藝術觀，盛行一時的洛可可藝術即得益于它，它生動、優(yōu)美、自然、傳神，易于引發(fā)人們的奇思妙想和藝術幻覺。

　　歐洲王室爭相購瓷斗富，以至于乾隆皇帝要親自組織專門人才、由他直接指揮為“外銷粉彩瓷”特別制作西方人喜歡的款式與圖案。歐洲各大著名博物館，每家都有一批“鎮(zhèn)館瓷器”，那多半是明清時特制的外銷品，是他們高價收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