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魯湘
（鳳凰文化訊）《歸來·絲路瓷典》景德鎮(zhèn)瓷器展覽自5月13日在國家博物館舉行以來，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300多件（套）景德鎮(zhèn)生產(chǎn)的外銷瓷與中外觀眾見面，社會反響熱烈，應廣大觀眾要求，展覽將延期到6月29日。6月10日下午2點，本次展覽總策劃、著名文化學者王魯湘受應國家博物館國學講堂邀請做了主題為“瓷行天下，絲路陶瓷見證500年全球化”的演講，現(xiàn)場座無虛席。
演講中王魯湘認為中國外銷瓷的故事，就是一個聯(lián)通世界的全球化“文化大循環(huán)”故事，每一件外銷瓷背后都寫著一個美麗的絲路傳說。兩千多年歷史縱深的絲綢之路是東、西方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交流的通道，而瓷器是絲綢之路最主要的物證。海上絲綢之路全球航線打通后，中國瓷器更是充當了人類貿(mào)易史上第一件全球化商品的角色�？v貫千年，橫越亞非歐美四大洲，梯航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萬邦千國的中國外銷瓷，正是絲路精神的重要體現(xiàn)，是東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國共有的歷史文化遺產(chǎn)。
（鳳凰文化訊）《歸來·絲路瓷典》景德鎮(zhèn)瓷器展覽自5月13日在國家博物館舉行以來，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300多件（套）景德鎮(zhèn)生產(chǎn)的外銷瓷與中外觀眾見面，社會反響熱烈，應廣大觀眾要求，展覽將延期到6月29日。6月10日下午2點，本次展覽總策劃、著名文化學者王魯湘受應國家博物館國學講堂邀請做了主題為“瓷行天下，絲路陶瓷見證500年全球化”的演講，現(xiàn)場座無虛席。
演講中王魯湘認為中國外銷瓷的故事，就是一個聯(lián)通世界的全球化“文化大循環(huán)”故事，每一件外銷瓷背后都寫著一個美麗的絲路傳說。兩千多年歷史縱深的絲綢之路是東、西方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交流的通道，而瓷器是絲綢之路最主要的物證。海上絲綢之路全球航線打通后，中國瓷器更是充當了人類貿(mào)易史上第一件全球化商品的角色�？v貫千年，橫越亞非歐美四大洲，梯航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萬邦千國的中國外銷瓷，正是絲路精神的重要體現(xiàn)，是東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國共有的歷史文化遺產(chǎn)。
一、絲綢之路
兩千多年歷史縱深的絲綢之路，是從東亞腹地向東北亞，向東南亞，向南亞，向西南亞，向西亞，向東歐，向地中海，向東非，向伊比利亞半島，向阿姆斯特丹不斷延伸的一個貿(mào)易網(wǎng)絡，由此建立的海陸通道，涵蓋了歐、亞、非舊世界和北美新世界。東方和西方兩個世界的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在這個網(wǎng)絡里輸送、流轉，互通有無，取長補短。
從大的方面說，通過絲綢之路，域外向中國輸送了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還有拜火教，豐富了中國人的精神信仰;向中國輸送了科學、民主、人權、法治，影響了中國的社會變遷;向中國輸送了因果、報應、輪回、天堂、地獄、原罪等等觀念，豐富了中國人的世界觀;也向中國輸送了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豐富了中國人的價值觀。這些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深刻地影響了中華文化。而中國呢？也通過絲綢之路，向域外輸送了儒家和道教，輸送了理學和心學，輸送了中國化了的漢傳佛教，輸送了“四大發(fā)明”，按照馬克思的說法，中國的“四大發(fā)明”對于摧毀歐洲中世紀的堡壘，對于文藝復興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中國還向歐洲輸送了文官制度，助推了歐洲理性主義的思潮，啟發(fā)了歐洲的啟蒙思想。
從小的方面說，通過絲綢之路，域外向中國輸入了許多新的農(nóng)作物品種，如小麥、葡萄、番茄、紅薯、辣椒、煙葉、玉米、土豆，豐富了中國人的食品結構，也使得中國人口數(shù)量得以在16世紀以后突破上億規(guī)模，在18世紀突破四億規(guī)模。而中國向域外輸出的絲綢、茶葉、瓷器，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東南亞、南亞、西亞和歐洲人的生活形態(tài)。
二、絲綢之路最主要的物證
絲綢、茶葉、瓷器，是中國通過絲綢之路向域外輸出的三大主要商品。但是絲綢和茶葉都被消耗掉了，瓷器雖然也因為其易碎而損失了不少，但畢竟因為其材質(zhì)的堅硬而大量保存下來，成為絲綢之路最主要的物證。
瓷器是人類第一個通過技術手段改變自然材料物理化屬性的工業(yè)制品，是19世紀前最高精尖的科技產(chǎn)品，是天地間唯一融合了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氣的人工制品，是硬度、密度、耐磨度、光潔度最高的生活器具，是最早采用精細分工與流水線作業(yè)生產(chǎn)出來的產(chǎn)品，是器形、色彩、裝飾、繪畫最豐富多樣的工藝品，是改變了人類生活方式并提升了人類生活品質(zhì)的生活必需品，是美化人居環(huán)境提升生活品位的藝術品，是承載了東亞文明、西南亞文明和歐洲文明相互影響作用的“天下之器”。
景德鎮(zhèn)瓷器
中國外銷瓷廣義的概念，應指所有通過貿(mào)易方式和貿(mào)易渠道銷往中國境外的中國產(chǎn)瓷器。從沉船考古與域外陶瓷考古的文物來看，唐代的越窯青瓷、邢窯白瓷、長沙窯釉下彩繪瓷，已大量外銷，宋代外銷窯口更多，主力轉移到江西和福建。中國外銷瓷狹義的概念，指明嘉靖后至清中期由景德鎮(zhèn)生產(chǎn)（含景德鎮(zhèn)供坯，廣州上彩的廣彩瓷）的專供歐洲和美洲市場的瓷器。廣義的外銷瓷的生產(chǎn)和貿(mào)易的歷史，貫穿唐宋元明清五朝一千年，從8世紀到18世紀。狹義的外銷瓷的生產(chǎn)和貿(mào)易的歷史，從明末到清中期，約三百年。當然，清末、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都有瓷器出口，甚至“文革”時期，還有景德鎮(zhèn)國營瓷廠的瓷器出口創(chuàng)匯，這些也可以說是中國外銷瓷。外銷瓷的市場范圍，從東亞到東南亞，從南亞到西亞再到東非、北非，從南歐的亞平寧半島到北歐、西歐，從墨西哥到美國，基本涵蓋了世界。因此，中國外銷瓷是第一個扮演“世界商品”的商品。
中國外銷瓷的數(shù)量無法估計，也沒有統(tǒng)計，但有外國學者估計，明末到清中期，由歐美公司組織運輸和銷售的中國瓷器，應該有三億件之多。這是“中國制造”最大宗的外銷商品，是“中國制造”遺留在海外的最大財富。
三、海上陶瓷之路
自隋唐以來，中國的造船和航海技術日臻進步、成熟，海上交通航線開辟，海運便捷，大量的中國絲綢、茶葉、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斷輸出海外，遠銷東南亞和中東地區(qū)，并由此轉運擴散到地中海沿岸。人們把歷史上這條連接東亞、西亞、地中海世界貿(mào)易的海上交通通道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
自宋代開始，瓷器的輸出量逐漸超過絲綢，在外銷商品中占據(jù)上風。日本學者三上次男通過對這條海上貿(mào)易通道的考古調(diào)查后認為:這是連接中世紀東西方兩個世界的陶瓷紐帶，同時又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因此，應該被稱之為“陶瓷之路”。
景德鎮(zhèn)瓷器
16世紀以前以中國為主導的海上陶瓷之路，建立的是半個世界的貿(mào)易圈，打通了太平洋—印度洋航線，建立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南亞和東北亞貿(mào)易區(qū)。
16世紀以后以歐洲列強為主導的海上陶瓷之路，建立的是完整的世界貿(mào)易圈，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全球航線打通，真正的全球化時代來臨，而中國瓷器，則充當了人類貿(mào)易史上第一件全球化商品的角色。
葡萄牙王室收藏的早期中國瓷器，還包括曼努埃爾一世的兒子胡安三世的一只瓷盤，上繪葡萄牙王室紋章和耶穌會會徽。他的孫子塞巴斯汀一世擁有的一只瓷碟，上繪其私人紋章和中國的獅子戲彩球紋飾。歐洲王室較早大規(guī)模擁有中國瓷器的國王是合治西班牙與葡萄牙兩國的“東西方萬事之主”菲利普二世。他是16世紀中國瓷器最大的收藏家，達3000余件。
17世紀晚期及18世紀時，中國瓷器已經(jīng)風靡歐洲宮廷和貴族家庭。專門陳列中國瓷器的瓷器室的設置，成為上流社會家庭的風尚。他們還特別設計木制家具以做大件中國瓷器的器座，連中等人家也將中國瓷器的盤、碟置于墻上以為裝飾，殷實家庭都有專門擺放中國瓷盤的柜子。當壁爐開始普及到中產(chǎn)階級家庭的時候，壁爐上擺兩只中國瓷瓶成為標配，這一講究流傳至今。
中國瓷器在18世紀即已成為歐洲宮廷非常流行的收藏品。波蘭國王約翰三世在維拉努哈宮側殿，專門陳設中國青花瓷器。英國王后瑪麗是一位中國瓷的鑒賞家，美國旅行家Defoe在1724年于紐約出版的《回憶錄》中說:“瑪麗王后的習慣是在宮廷里陳列許多中國瓷器，甚至達到驚人的程度。我們可以看到，在櫥柜以及家具的最高頂上也放著架子，架子上陳列著珍貴的中國瓷器。”1670年在凡爾賽宮內(nèi)修建的特里亞儂（Trianon）宮，是路易十四專門為其所珍藏的中國青花瓷器而修建的。路易十四和曼德儂王后還委托商人在中國定制了他們夫妻穿著中式服裝的瓷雕像。
路易十五的寵姬旁帕多夫人對中國瓷器紋飾有一種特殊愛好，并將之發(fā)展為一種服飾圖案，后人因此把她喜歡的瓷器紋樣專稱為“旁帕多風格”。這種風格對當時法國文化產(chǎn)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在建筑、家具以及工藝品制作上打下了烙印。路易十五本人對中國瓷器的迷戀不讓其父，他曾在宮內(nèi)大力提倡使用中國瓷器，并下令將宮廷所用的金銀器全部熔化另作它用。德國宮廷對中國瓷器也表現(xiàn)出極大興趣，宮殿內(nèi)擺滿了中國瓷器，并用中國瓷器改裝成各種裝飾品。在奧地利、意大利等國也流行使用中國瓷器，宮內(nèi)也都有專門的陳列室陳列中國瓷器。
最狂熱的中國瓷器迷戀者莫過于在德累斯頓的薩克森選帝侯奧古斯都二世。1717年，他與威爾漢姆一世達成一筆交易，以薩克森部隊600名龍騎兵換取151只大型中國瓷瓶，因此這些中國瓷瓶也就獲得了“龍騎兵瓶”的美名。奧古斯都二世對瓷器的狂熱喜愛驅(qū)使他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來探索瓷器制作的秘密，并最終在1709年獲得成功。
七、文化大循環(huán)的產(chǎn)物
在中國瓷器“瓷行天下”的數(shù)百年中，并不只是中國瓷器的優(yōu)良品質(zhì)和中國文化的魅力造就了她在世界范圍的霸氣流通。事實上，這種“世界商品”稱號的獲得以及她連續(xù)數(shù)百年暢銷的秘訣，就存在于前述的“文化大循環(huán)”之中。沒有異質(zhì)文化對中國瓷器的滲透，沒有其他國家和地區(qū)持之以恒地仿制、挑戰(zhàn)和競爭，沒有對異質(zhì)文化的謙虛學習、認真對待，中國瓷器要想數(shù)百年“瓷行天下”是不可能的。
拿青花瓷來說。她是中國外銷瓷從14世紀一直到18世紀暢銷不衰且唯一貫穿始終的一個品種，以至于世人想當然地認為青花瓷就是地道的中國瓷器的國粹。其實不然，青花瓷的成熟是在元代。從傳世品和考古發(fā)掘來看，元青花瓷的市場主要是在海外。全球水域中保存了大量元代外銷瓷遺存，其中就有不少青花瓷。器型較大、制作精美的元青花器，大多保存在國外博物館、藝術館等收藏機構和私人手中。目前保存在阿德比爾寺和托普卡比宮的元代青花瓷，就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由伊斯蘭國家向中國訂制的生活日用品。青白二色并不是中國傳統(tǒng)的色彩組合，而是伊斯蘭地區(qū)的傳統(tǒng)色調(diào)。元代的統(tǒng)治民族蒙古族也是尚白，對藍色并無偏好。所以，元青花瓷器的生產(chǎn)主要是外銷，外銷地區(qū)主要是伊斯蘭文化圈，包括土耳其、波斯、阿拉伯和東南亞的印尼、馬來亞。元青花的鈷料主要是來自波斯的蘇麻離青，發(fā)色濃艷清晰，少見暈染，青花瓷器的紋飾繁密精細又極富層次感，以纏枝花卉、蓮池水禽、瑞獸草蟲、庭院小景等居多，少見人物形象，符合伊斯蘭教禁止用人像作裝飾的禁忌，這些紋飾在波斯陶瓷和其他工藝品上都可以找到。元青花瓷的產(chǎn)生不是由于國內(nèi)需求或統(tǒng)治者的喜好，而是海外市場的需求。有元一代，馬背上出身的蒙古皇室始終保持著游牧民族質(zhì)樸的性格，延續(xù)著對貴重金屬器皿的喜好，質(zhì)脆易碎的瓷器是漢人的陳設和把玩的雅器，并未受到蒙古貴族的青睞。元青花是景德鎮(zhèn)制瓷技術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后，國外市場需求和優(yōu)質(zhì)鈷料齊備推動下的產(chǎn)物。享譽全球的元青花是中國外銷瓷的一枝奇葩，是景德鎮(zhèn)瓷業(yè)對世界陶瓷美術的杰出貢獻，但一定是在蒙元帝國的世界背景之下跨文化交流才可能產(chǎn)生的“文化大循環(huán)”現(xiàn)象。
景德鎮(zhèn)瓷器
明代萬歷至天啟年間由景德鎮(zhèn)窯生產(chǎn)的“克拉克瓷”，是風行于歐洲的中國青花瓷的代表。這種專供外銷的青花瓷，是景德鎮(zhèn)工匠依據(jù)聽到的外來信息生產(chǎn)的，根據(jù)歐洲的趣味想象出來的一種不中不西的新風格，但卻迎合了歐洲市場，于是風行歐洲，甚至影響到日本，被日本人稱之為“芙蓉手”，連荷蘭生產(chǎn)的代爾夫特釉陶都對它進行摹仿。
粉彩是外來戶，法文稱為famillerose，清代粉彩瓷被譽為中國瓷器中的“國色天香”。從雍正朝開始，粉彩就是外銷瓷的主力軍，而雍正時期的粉彩外銷瓷也是最精彩的。粉彩的出現(xiàn)使外銷瓷的色彩變得豐富，將陶瓷彩繪藝術的表現(xiàn)力推向高潮，外銷瓷品質(zhì)尤為精美，畫面內(nèi)容更趨豐富，不僅畫中國的花鳥魚蟲，仕女情愛，也畫了不少外國人訂制的男歡女愛，甚至模仿西方油畫效果，細膩精美。
在廣州畫的粉彩俗稱“廣彩”。為節(jié)約成本和提高效率，西方的商人們在廣州市場培養(yǎng)了一批畫西洋風格的瓷畫藝人。在景德鎮(zhèn)購買瓷器，送到廣州繪畫，時間當在1760年到1780年左右。廣彩是中西繪畫手法結合的產(chǎn)物，表現(xiàn)生活中真實的場景，引入西畫的明暗透視，裝飾圖案也采用西方設計的紋樣和邊飾，大量使用金彩，富麗堂皇，有濃郁的異國情調(diào)，是一種典型的混搭美學風格。
八、按訂單來樣生產(chǎn)
荷蘭代爾夫特青花陶也是東西方“文化大循環(huán)”的產(chǎn)物。
1614年，有位荷蘭實業(yè)家獲得國會許可，設廠生產(chǎn)“東印度”式的器皿，于是代爾夫特陶業(yè)開始登場。他們使用在代爾夫特南方不遠處發(fā)現(xiàn)的高質(zhì)量黏土，器內(nèi)施以透明鉛釉，外壁施錫釉再上彩繪。代爾夫特青花陶利用了中國明末清初社會動蕩，瓷器外銷受阻的歷史機遇，迅速擴大生產(chǎn)，并乘虛而入國際市場，甚至倒輸東方由荷蘭東印度公司把它們銷往波斯、印度、東非海岸、東南亞群島和南北美洲。這些中國瓷器的仿冒品，器底常仿中國瓷的做法，也弄上一個年款。但好景不長，隨著1684年清朝解除海禁，景德鎮(zhèn)瓷外銷反攻，便將代爾夫特青花陶逐出了傳統(tǒng)屬于中國的各地市場。
中日在“伊萬里瓷”上的相互摹仿和市場角逐，說明挑戰(zhàn)者的出現(xiàn)是“瓷行天下”的新的動力。
豐臣秀吉出兵朝鮮，歸國時帶回朝鮮陶瓷工匠。其中一名李參評者，在有田的泉山發(fā)現(xiàn)瓷石，于1610-1620年在今佐賀縣有田町的天狗谷開窯，生產(chǎn)有田瓷器。由于有田瓷器多從伊萬里港輸出，因此在歐洲被稱為伊萬里瓷。
初期伊萬里瓷的紋樣，很多是以景德鎮(zhèn)瓷器為樣本的，甚至連款識也模仿。
17世紀50年代由于明清易代，中國瓷器出口不暢，而歐洲對中國瓷器的需求仍源源不斷。由于伊萬里瓷器和景德鎮(zhèn)瓷器風格接近，所以歐洲在尋找替代品時選擇了伊萬里瓷。
大量向歐洲外銷，促使伊萬里瓷器對景德鎮(zhèn)的克拉克瓷和轉變期瓷器的歐洲樣式進行了模仿，以期更迎合歐洲人對瓷器風格的品味。
康熙收復臺灣，解除海禁，恢復海外貿(mào)易，景德鎮(zhèn)發(fā)現(xiàn)歐洲已是伊萬里瓷的天下，于是轉而模仿伊萬里瓷的風格，并最終重新奪回歐洲瓷器市場。
景德鎮(zhèn)瓷器
中日為角逐歐洲市場而在“伊萬里”風格上的循環(huán)摹仿，是瓷器這一全球化商品的有趣故事。商人逐利和商品對市場的爭奪，必然打破國界和文化的畛域，全球化的新風格、新趣味引導著一種地區(qū)性的商品超越自我，越來越分不清彼我，越來越國際化，歐洲大量的伊萬里瓷器，除非專業(yè)人士，很難分清誰是日本的，誰是中國的？
1729年開始，中國外銷瓷出口進入了按訂單加工出口的時代。根據(jù)外商提供的瓷器畫樣、種類和數(shù)量進行生產(chǎn)，這種訂單加工的方式，估計在唐代長沙窯和元代景德鎮(zhèn)青花瓷的生產(chǎn)中就已經(jīng)采用，但18世紀30年代以后，這就成了中國外銷瓷的常規(guī)做法。
英國牛津著名的中國瓷器商人Peers（1703-1781）所設計或指定的一些特定樣式的午餐具，于1731年由英國商船“廣東商人號”從廣州起航駛往印度，再轉運到倫敦。如今，英國博物館中還珍藏著Peers先生在1731年12月19日于廣州簽署的訂購中國瓷器發(fā)貨單。在英國倫敦有一種“瓷人”，就是專門為私人定制特殊紋樣的瓷器商人，這種商人在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大約有52人。
從1736年往后，荷蘭買家都是提前一年將瓷器訂單交付工廠。荷蘭東印度公司曾經(jīng)發(fā)往中國成百上千的瓷器畫樣，在海牙博物館保存著1758年的7頁畫樣原件，上面有33件瓷器的圖樣。這些瓷器的樣式、色彩及裝飾布局不同于中國傳統(tǒng)風格，很多瓷器樣式是仿照歐洲人熟悉的金銀器或者玻璃制品制作的，帶有巴洛克藝術風格的信息。
特別訂造的瓷器永遠是個棘手的問題，因為制作需要時間，而陶匠又很有可能弄錯了客戶關于造型和裝飾的指示。后來，索性在廣州設立工場，從景德鎮(zhèn)運來素瓷，就地加上繪畫，這不僅加快交貨時間，也大大簡化了押運員與畫工的中間環(huán)節(jié)，減少指示糾纏不清之弊。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026027威廉·西凱（WilliamHickey）到過珠江岸邊的一間工場，他看到長廊上列滿百多個工匠，有些工匠很老，有些只是六七歲的孩子，都在忙于描畫和著色。
由于瓷器的定銷，歐洲藝術對中國瓷器的生產(chǎn)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歐洲商人提供的瓷器木樣和畫樣，豐富了中國瓷器的造型;歐洲宮廷畫師們設計的紋章、瓷器商人提供的豐富畫稿，使外銷瓷器紋飾充滿了異域風情和歐洲時尚。在按指定要求燒制的器皿中，也有加上徽號的紋章瓷。紋章是識別等級的一種制度，最初在歐洲戰(zhàn)爭中使用，在盔甲蓋住戰(zhàn)士臉部時作為辨認的手段。此后，裝飾在盾甲和旗幟上的盾形紋章繼續(xù)流行，超越了原先的意義，內(nèi)容和用色都有一定的標準和規(guī)定，使用在紡織品、碑石以及套裝餐具等物品上，作為家族和組織的標記。
葡萄牙人率先意識到可以在瓷器上加上專用的紋章。受英國東印度公司取得制海權激發(fā)，對紋章瓷的需求在1720-1830年的100年間達到高峰。大衛(wèi)·霍華德（DavidHoward）鑒定了約4000件紋章瓷，還有幾千件尚待鑒定。對個別瓷器紋章的鑒定與其說是藝術歷史問題，不如說是家譜研究問題。
雖然數(shù)量較少但也被視為一個整體的紋章瓷在藝術上極有意義。紋章不只是裝飾性圖案，還具有歷史真實性，也透露了瓷器的歷史背景和可能的制造日期。在中國瓷器上畫上家族和組織的紋章，也說明中國瓷器在歐洲大家族和工商組織中曾經(jīng)具有的崇高地位。但這似乎是中國瓷器在歐洲最后的輝煌，到18世紀末，英國大家族都一度擁有的紋章瓷風光不再。
九、瓷器與歐洲“飲食革命”
在18世紀以前，木材、陶和錫是歐洲餐桌上餐具的常用材料，但富有的人和貴族能用上錫釉陶具或銀制品。由于沒有像樣的高雅的餐具，歐洲人的飲食文化和餐桌禮儀，在18世紀以前相對“野蠻”。
隨著16世紀中國瓷器的進口及其數(shù)量越來越多，形成了全新的飲食方式，并于17世紀末達到頂峰，產(chǎn)生了所謂“飲食革命”，進入18世紀，歐洲上流社會的飲食成為一種社交活動，尤其是套裝餐具的出現(xiàn)，使餐桌禮儀變得繁瑣。
西方人認識到中國瓷器的進入，豐富了他們的日常餐具，也順應了歐洲中世紀末期飲食習慣變得較為文明的趨勢，使用成套餐具的方式開始流行。餐桌上出現(xiàn)瓷器后，促使不少用餐開始棄銀用瓷。
實際上，18世紀以前歐洲人并不用套裝餐具。套裝餐具，包括整套造型和圖案統(tǒng)一的餐具，可能還配上諸如燭臺、牛油碟和上菜盤等附件，在陶瓷生產(chǎn)中出現(xiàn)較晚。從中國進口的套裝餐具改變了歐洲餐桌的景觀，也改變了歐洲人的用餐方式。
景德鎮(zhèn)瓷器
德國人雷德侯所著《萬物》一書這樣描寫:“歐洲人為中國瓷器的品質(zhì)著迷，瓷器能按照人的意愿成型;裝飾方式多樣;用后極易清洗，同時又堅硬、耐用;能發(fā)出鏗鏘聲，加之其美如玉—光滑、白凈、晶瑩，而且半透明。”如果沒有瓷器餐具的多樣性、系列性，歐洲現(xiàn)代菜肴的多樣性發(fā)展也許就不可能。
“給我倒杯茶吧，艾蘭小姐，請用這樣美的中國瓷杯。”法國詩人波德萊爾在《給我倒杯茶》中這樣寫道。
茶葉與瓷器是中國古代三大外銷商品中的兩種，它們彼此又是密不可分，許多瓷器就是茶具。飲茶方式的改變，催生出不同瓷茶具的創(chuàng)新，茶具成為瓷器中的一大門類。
1662年，葡萄牙國王約翰四世的女兒凱瑟琳公主與英國國王查理二世結婚，把飲茶習慣帶到了英國王室，這一來自中國的嗜好迅速成為英國貴族間流行的一種時尚，飲茶之風席卷英國朝廷。到18世紀中，英國上下無論貧富貴賤幾乎每人每天都可以喝上一兩杯茶。
或許是受到荷蘭東印度公司贊助啟發(fā)，1679年有位自稱為“好茶大夫”的戴克先生寫了本《草茶良飲論》，向讀者保證喝茶可以治愈百病。他建議“不分男女，每天每時飲茶，一開始日飲十杯，然后分量遞增，只要胃容得下，腎排得出去即可。”
傳教士利瑪竇、陸若漢二人認為中國人比歐洲人長壽，傳染病很少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人好飲熱茶，從早到晚從不間斷;而且瓷器表面不透水，使細菌滋生的機會減少，也直接降低了疾病發(fā)生的幾率。
歐洲飲茶之風大熾，茶葉貿(mào)易便成為中歐間的大宗貿(mào)易。但是，茶葉是體積大而質(zhì)量輕的物品，裝船后吃水太淺，極易傾覆，而且船行進的方向不易控制;再者，茶葉怕水浸，不能放艙底，因此壓艙是船運時必須考慮的。歐洲商人很快就想到用精美的中國瓷器來壓艙，一舉兩得。這樣，輸往歐洲的茶葉越多，進入歐洲的中國瓷器也就越多。
1984年，哈徹爾（M.hatcher）發(fā)現(xiàn)并打撈的175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海爾德馬爾森號沉船、1986-1996年打撈的瑞典東印度公司在1745年沉沒的哥德堡號沉船，裝運的主要貨物是茶葉和瓷器，證明茶葉和瓷器是一對伴生的外貿(mào)商品。
十、“金鑲玉”
中國瓷器到達歐洲后，有一些給加上了各種裝飾。大多數(shù)加工美化瓷器出現(xiàn)在17世紀末到18世紀中葉。一些外銷瓷在歐洲被鑲嵌上貴金屬，通常用金或銀。它們往往只用作裝飾，如花式支架、飾邊或把手，但這些金屬裝飾也可能改變瓷器的功能，可以使一件裝飾瓷變得實用，或者相反，例如瓷器人像裝上貴金屬后變成燭臺。金屬鑲嵌也能保護瓷器的脆弱部分如壺嘴，或替換整個丟失的壺嘴或蓋子。最精致的鑲嵌有時還有簽名和日期，補充了瓷器到達歐洲后的歷史。
這種在中國瓷器上鑲嵌貴金屬裝飾的做法，是一種典型的“中為洋用”的文化態(tài)度。即使是已經(jīng)很華麗的中國彩瓷，在歐洲宮廷環(huán)境中，依然顯得素樸。為了同當時歐洲流行的巴洛克美學風格相適應，許多進入宮廷的中國瓷器都被穿戴上了華麗富貴的金屬“衣帽”，既保護了貴重的中國瓷器，又同歐洲宮廷風格搭調(diào)。這種經(jīng)過歐洲金匠打扮過的中國瓷器，組成了十七八世紀歐洲上流社會尤其是宮廷陳設一道靚麗華貴兼具東西異彩的風景線。
這種中西合璧的瓷器修飾，光大了巴洛克風格和洛可可風格在歐洲的流行，反過來也影響到中國本土的瓷器風格。人們常說乾隆風格不勝繁復，正是當時的傳教士以西方時下的流行元素影響到了“朕”。隨著龐貝古城的發(fā)現(xiàn)，古樸典雅風興起，改變了歐洲人的趣味。諸多歐洲瓷廠利用這個審美風格的改變，把中國瓷器擠出了歐洲市場，終結了幾百年來歐洲世界對中國瓷器的向往和崇拜。
十一、天下之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千百年來，“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薪火相傳。而縱貫千年，橫越亞非歐美四大洲，梯航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萬邦千國的中國外銷瓷，正是絲路精神的重要體現(xiàn)，是東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國共有的歷史文化遺產(chǎn)。
由于外銷瓷要適應和滿足異域文明在宗教信仰、生活習性、審美需求和實際使用功能上的種種要求，外銷瓷在器型設計、題材選擇、花樣設計、工藝施為上，都呈現(xiàn)出許多不同于國內(nèi)宮廷用瓷和民間生活用瓷的特點。其器型之千樣百態(tài)，其花色之奇異繽紛，遠遠超過了國內(nèi)宮廷用瓷和民間生活用瓷，為中國瓷器文化增添了燦爛的新章。
多種文化在這里碰撞，綻放出炫目的光輝，令人嘆為觀止。中國瓷器文化如果缺失了外銷瓷這一華章，將大為遜色;絲綢之路如果缺失了外銷瓷這一物證，其文明交流與互學互鑒的價值，也將無所依憑。
景德鎮(zhèn)瓷器
一千多年間，瓷器始終居于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核心，在歐亞大陸進行遠距離的文化傳布，而且深入所到之處當?shù)卦械纳睢?/p>
凡有文明的地區(qū)，都有當?shù)刈陨淼闹铺諅鹘y(tǒng)。但隨著中國瓷器的到來，這些制陶傳統(tǒng)會完全改變，甚至被取而代之。從東南亞到南亞到西亞再到歐洲，無一例外。瓷器改變了世界，影響了世界，成為世界上最被廣泛模仿的產(chǎn)品，最被廣泛需求的產(chǎn)品;從7世紀到17世紀，中國瓷器也是世界上最被喜愛、最被歆羨的產(chǎn)品。
相對于陶器、石器、木器、漆器、玻璃器、水晶器和金屬器，瓷器或者比之要更結實耐用，或者比之更潔凈美觀，或者比之更廉價易得，其功能性、審美性和性價比，使得瓷器一經(jīng)問世，就成為其他材質(zhì)器皿的終結者。瓷器暢通無阻地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為所有人共同使用的人造產(chǎn)品，也就當之無愧地成為“天下之器”，第一個全球化商品�；蛘哒f，當“寰宇”的范圍從舊大陸擴大到新世界，亞洲商品可在歐、美取得，所謂物質(zhì)文化的“全球化現(xiàn)象”出現(xiàn)時，是什么東西有史以來第一次真正成為一項具有“世界性”身份的商品呢？是中國瓷器。中國瓷器的形制、紋飾和色彩，是全球化最早也最普遍的首場展示。
中國瓷器在一千年中間，始終是“文化大循環(huán)”的中心要角。通過瓷器這一物質(zhì)載體，不同國度的制作者、購買者和欣賞者的風俗信仰與文化心理等等精神層面的東西，都化作具象的器形、圖案和繪畫，非常清晰地流露和表達在瓷器之上。由于這種“文化大循環(huán)”的循環(huán)往復，是在歐亞大陸的不同區(qū)間多次疊加發(fā)生的，以至于在瓷器這一載體上，產(chǎn)生了世界性的交融現(xiàn)象:學習、模仿、接受、競爭、互鑒、改變、創(chuàng)新。
從中亞到羅馬，從東南亞海域到西班牙占領的美洲，從中國口岸到歐洲各大首都和美國紐約，從第9世紀的唐朝皇帝到19世紀的中英鴉片戰(zhàn)爭，都貫穿著中國瓷器的東西方貿(mào)易故事。這是充滿探險、創(chuàng)業(yè)和財富的故事;也是充滿劫掠、戰(zhàn)爭和沉船的故事;還是充滿技術突破、藝術創(chuàng)新和跨文化交流等等內(nèi)容的故事。一句話，它是開拓世界的故事。從中國的角度來說，凡有瓷器到達之地，都是中國文化影響力所及之地，外銷瓷給中國文化的世界影響范圍劃了一個圈。從西方的角度來看，到東方尋求瓷器，則是促成全球化壯舉的偉大開篇。
“瓷行天下”的故事，就是全球化的“文化大循環(huán)”的故事。
經(jīng)過500年全球化的洗禮，中華民族浴火重生，如鳳凰涅槃。今天，我們在復興的道路上，面向世界和未來，正一步一步走向更為深刻的文化自覺，樹立更為清醒的文化自信。我們曾經(jīng)是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是世界性的“文化大循環(huán)”的積極促進者。我們還將繼續(xù)這一歷史的關榮，將“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鑒互學，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發(fā)揚光大，不負先賢，不負當今，不負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