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注：“永樂通寶”和永樂官窯青花瓷片
提起鄭和航海，國人的感情相當復雜�；蛟S既包含著自豪，又包含著痛心與不甘。明明達·伽馬百年之前，鄭和已經完成了規(guī)模更大的航海壯舉，為何近代以來我們還是落后了？或許正是這一東西方現(xiàn)代化進程現(xiàn)象級的矛盾，使得1905年梁啟超先生撰寫《我國的大航海家鄭和》一文之后，鄭和研究百年來持續(xù)受到了海內外各界的關注與熱議。明代中期，鄭和航海的檔案資料因政爭而付之一炬，使相關的一些基本問題變得撲朔迷離。哥倫布發(fā)現(xiàn)了美洲，達·伽馬繞過了好望角，那么鄭和最遠到達了哪里呢？
目前殘留的關于鄭和船隊航海的幾種一手文獻，主要有馬歡的《瀛涯勝覽》、鞏珍的《西洋番國志》、費信的《星槎勝覽》、《明實錄》的相關記錄，另外還有十幾通石碑（劉家港和長樂的兩通最為重要）。這些史料記載的地點既有重合又有不同。如《瀛涯勝覽》記載的最遠地點是天方國（即今阿拉伯地區(qū)），而《星槎勝覽》所記最遠地點則可到木骨都束（今索馬里摩加迪沙）一帶。明晚期的文獻《鄭和航海圖》中標注有麻林地、慢八撒等地點，不少學者認為這些地點可達東非赤道以南的肯尼亞馬林迪、蒙巴薩。前輩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圍繞已有的文獻資料展開。雖有人大膽提出鄭和1421年曾環(huán)繞世界的論斷，但也有不少學者堅持鄭和船隊最遠可能只到達了阿拉伯地區(qū)。在討論中，東非乃至東南非地區(qū)成為探討中的關鍵地區(qū)。而1990年代以來，“鄭和部下后裔”在肯尼亞的發(fā)現(xiàn)，更使得東非地區(qū)成為關注的焦點。
緣起——遠方有國人
1994年，美國專業(yè)作家李露曄（Louise Levathes）在長達6年的調查訪談之后，出版了鄭和傳記——《當中國稱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書中提到，當她在肯尼亞進行實地調查時，一位黑人告訴她，自己是中國人的子孫，是數(shù)百年前在肯尼亞沉沒的一條中國商船幸存者的后裔。這一情況頗不尋常�？谑鰵v史本身雖然在口耳相傳的過程中會導致信息的變化和流失，但這些信息原非空穴來風。
1999年，《紐約時報》的記者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受到李露曄作品的啟發(fā)，重新探訪了肯尼亞，也聽聞了同樣的故事。在拉穆群島附近遭遇海難的中國船員游到了岸上，得到了當?shù)厝说慕蛹{。他們便定居于此與當?shù)厝送ɑ椋粝潞笕�。紀思道由此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推論：這些中國船員很有可能是鄭和的部下。自此之后，帕泰島上的居民便被冠以“鄭和部下后裔”，名聲大噪。
海外記者的這些報道很快引起了中國媒體的關注。2002年起，《人民日報》駐南非記者李新烽先生多次造訪肯尼亞拉穆群島，撰寫了大量報道，并在此后出版專著《非洲踏尋鄭和路》。在調查中，發(fā)現(xiàn)了帕泰島上西尤村（Siyu）的自稱是中國人后裔的沙里夫家庭（Mwamaka Sharifu）。此后，肯尼亞的“中國人后裔”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2005年紀念鄭和航海600周年，將此事推向了高潮�；诿襟w、民間的各界關注，國務委員陳至立指示，要求學者介入相關研究。2005-2006年，考古專家張葳、秦大樹、閻亞林、王光堯等人先后兩次赴肯尼亞調研，發(fā)現(xiàn)了眾多與中國相關的遺跡遺物。在此基礎上，2010-2013年，北京大學教授秦大樹先生主持了肯尼亞馬林迪地區(qū)陸上考古和瓷器調研工作，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這是肯尼亞陸上考古中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而鄭和船隊是否到達過東非，這一問題的答案也因這次考古工作顯得漸漸清晰。
發(fā)掘——挖一抔故鄉(xiāng)皇土
考古隊以肯尼亞馬林迪地區(qū)為核心進行發(fā)掘，意在探究中國明代文獻中屢屢提及的“麻林”、“麻林地”。依據(jù)11世紀阿拉伯人伊德里斯（al-Idrisi）的記載，古代的馬林迪位于一條大河的河口地帶。今天的馬林迪市內的老城遺址和附近的曼布魯伊遺址正好處于薩巴基（Sabaki River）河口的等距兩端。兩地地表至今均存有鑲嵌有中國明代瓷片的高大柱墓。因此，考古隊將考古工作的重點定為曼布魯伊遺址和馬林迪老城遺址，在前者12處地點、后者5處地點進行了考古發(fā)掘。兩地發(fā)掘出土中國宋代至民國瓷片達一千片以上，這為古代中國與非洲的早期聯(lián)系提供了重要證據(jù)。
其中2010年，筆者所在的考古探方出土了兩件可能與鄭和航海相關的重要遺物——“永樂通寶”和永樂官窯青花瓷片。
2013年，美國考古學者在拉穆群島的曼達島又發(fā)現(xiàn)了兩枚“永樂通寶”銅錢。“永樂通寶”雖然能夠給予我們非常豐富而美好的想象，但若細細思索，它們似乎并不能獨立承擔起證明鄭和曾經到達過東非海岸的重任。
作為一種貨幣，普通人即可獲得“永樂通寶”。它既有可能是被鄭和攜帶至東非的，也有可能是被中國民間商人走私而來，還有可能是通過中東商人的中轉貿易帶來的。相比較而言，永樂官窯青花瓷則應是鄭和船隊抵達東非海岸更為有力的證據(jù)。
自宋代以來，政府對官窯瓷器的流通就有很多限制。從考古發(fā)現(xiàn)來看，寶豐清涼寺汝窯址、杭州老虎洞修內司官窯址、景德鎮(zhèn)珠山御窯址均存在落選品和殘次品就地打碎掩埋的現(xiàn)象，表明即便瓷器燒壞，也決不允許流入民間。這表明了政府對官窯、御窯的強力控制。《明實錄·宣宗實錄》和《明實錄·英宗實錄》中分別記載有太監(jiān)因“所造御用瓷器多以分饋其同列”而被斬首和禁止御窯瓷器饋贈貨買的條文。王光堯認為，明成化以前，御用瓷器流落民間的可能性極小。在明代，官窯瓷器主要有四方面用途：宮廷用瓷、王府用瓷、對內賞賜用瓷和外交用瓷。從這四種使用方式來看，基本排除了民間商人攜帶官窯瓷器至東非的情況。最有可能導致永樂官窯瓷片運抵東非的方式就是外交用瓷，而永樂時期大規(guī)模的遠航活動唯有鄭和航海。鄭和船隊饋贈官窯瓷器的對象只可能是當?shù)厥最I或權要。雖然我們不能完全排除中國明代官窯瓷器作為禮品在中東、東非之間轉手的可能性，但是明初官窯瓷器在曼布魯伊遺址的發(fā)現(xiàn)，作為物質證據(jù)，大大提升了鄭和船隊曾經抵達東非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明初官窯瓷器在肯尼亞沿海地區(qū)的發(fā)現(xiàn)并非孤例。在瓷器調研中，秦大樹先生等人發(fā)現(xiàn)，在距離馬林迪不遠的格迪古城遺址、塔納河古河口的烏瓜納遺址均發(fā)現(xiàn)有明初龍泉官窯瓷器。眾多官窯瓷器、瓷片的發(fā)現(xiàn)，為鄭和船隊抵達東非的物質證據(jù)增添了頗具分量的砝碼。
鄭和航海是中國探索海外世界的一次高潮。實際上，從唐代晚期開始，就有大量以陶瓷為代表的中國商品抵達了東非海岸。這一情形相延近千年。在此背后，可能更值得關注的問題是，中國人和他們的商品給當?shù)厣鐣䦷砹耸裁礃拥母淖�？又有什么樣的影響呢�?/p>
中心——仰望CHINA
東非沿海的柱墓是當?shù)靥赜械哪乖嵝问�，這些柱墓上往往存在很多小龕，用以鑲嵌來自中國和阿拉伯地區(qū)的陶瓷產品。這一現(xiàn)象為考古工作提供了線索，又成為我們思考中國瓷器在東非社會功能的起點。
在東非出土的主要中國瓷器種類是碗盤，其原本的功能是用于餐飲。與東非當?shù)厣a的陶器乃至進口的伊斯蘭釉陶相比，中國瓷器的精美有目共睹。這種精美延展并突破了它原有的實用功能。在東非沿海傳統(tǒng)的斯瓦西里房屋中，往往有一面布滿壁龕的墻。墻體每個龕中會陳設一件來自海外的精美器物。中國瓷器往往占據(jù)了多半的墻面空間。為什么要展示中國瓷器呢？
東非海岸地區(qū)位于是非洲大陸與外界溝通的重要窗口，當?shù)厣虡I(yè)活動十分發(fā)達，社會中的上流階層常常從事商業(yè)貿易。海外商人如果想在東非沿海港口開展貿易，必須在當?shù)貙ふ液献髡�。當�(shù)厝讼Ｍc海外商人合作來賺取利潤。根據(jù)14世紀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的游記我們可知，在當時的東非海岸，外來商船靠岸時，總會有當?shù)孛鞯钠蛷臄y帶著食物邀請海外商人去家中做客。在做客的過程中，壁龕中的中國瓷器被視為財富的象征物。同時，主人會在用餐時特意取用中國瓷器，表達主人對客人的重視。這一過程表明，中國瓷器作為財富與地位的象征，是當?shù)厣虡I(yè)貿易的過程中的重要道具，甚至具有禮儀性的功能。
在柱墓上開壁龕鑲嵌中國瓷器和伊斯蘭釉陶，部分應是來自房屋展示壁龕的啟發(fā)。除了柱墓的四周壁面，墓柱的頂端或高處往往也裝飾有中國瓷器。這就形成了仰視視角。從視覺空間的“高”，表明了柱墓和中國瓷器使用階層的“高”。這似乎更能說明中國瓷器的地位。從平面位置來看，高大的柱墓往往與高規(guī)格的星期五清真寺毗鄰，是整個聚落空間的核心。從聚落平面空間的安排，到柱墓立體空間的營建，似乎都意在突出柱墓墓主人的中心地位。永樂官窯青花瓷片，正出土于馬林迪區(qū)域（包括格迪遺址、馬林迪老城遺址和曼布魯伊遺址）規(guī)模最大的柱墓附近幾米處。它很可能原本就鑲嵌在柱墓上。另外，柱墓附近區(qū)域也是中國瓷片出土數(shù)量最多的區(qū)域。柱墓規(guī)模與瓷片規(guī)格、數(shù)量如此相稱，似乎表明當?shù)鼐用裢耆私膺@件瓷器的等級和柱墓墓主人的地位，而將大量瓷器、高級瓷器用于柱墓之上應正是對墓主人權力、地位或財富的認定和標榜。
房屋和柱墓的例子表明，中國瓷器深入?yún)⑴c了當?shù)厣虡I(yè)活動的完成、社會等級的標識等過程，大大延展并突破了原有的餐飲功能，在當?shù)厣鐣�，是財富與權力的象征。從此層面來看，中國陶瓷使東非沿海聚落社會平添一份來自東方的情趣與亮彩。
鄭和是中國向海外探索的杰出代表。從長時段的歷史來看，他只是眾多深具開拓精神的中國人中更為突出的一個。從考古發(fā)現(xiàn)來看，以陶瓷為代表的中國產品，早在唐代就已經遠達非洲，并深入?yún)⑴c當?shù)厝说纳�，在物與人的互動中，獲取了新的文化內涵，并改變和改善了消費地人群生活質量、生活習慣與生活方式，甚至在當?shù)氐牡燃壷贫群完P鍵性活動中發(fā)揮作用。
明初官窯產品，為我們研究鄭和提供了有力的證據(jù)。但當原有謎題的濃霧漸漸散去，或許更值得追問的是，到達遠方究竟為了什么？究竟最終改變了什么？中國陶瓷，凝立于萬里之外異鄉(xiāng)柱墓的頂端，為東非沿海人群的生活增加新的可能與色彩，參與著東非沿海聚落的興衰。五百年后，我們又來到它們面前，聆聽它無聲地訴說，初衷未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