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鳳君在工作中

　    2011年10月15日，山東大學110年校慶前夕。山東大學出版社9月份出版劉培平主編的《山大第一》，收集了從山東大學的起源登州文會館、山東大學堂的成立到山東大學發(fā)展的各個時期在全國各個領域屬于第一的人物和事件138條，我院多項入選。本網將陸續(xù)發(fā)布本書原文。今天發(fā)布《劉鳳君與骨刻文》。
 　　 
    　附：劉鳳君與骨刻文

  　  劉鳳君，男，字龍朋，號神通居士，1952年出生于山東省蒙陰縣。1978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畢業(yè)后分配山東大學任教。主要從事考古學、美術史和古文字教學研究與書法創(chuàng)作研究。

  　  劉鳳君教授現任山東大學美術考古研究所所長、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書法文化研究所所長、骨刻文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劉鳳君教授是學界公認的美術考古學理論體系創(chuàng)建第一人，骨刻文的發(fā)現者和骨刻文學理論框架的奠基者，崇山石祖林的發(fā)現者和研究者，濟南四門塔佛頭像回歸的文化使者，“青州風格”佛像提出者。2002年被中國文物報社評為中國文博考古百位名家之一。2004年被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西山服務局聘為中國當代書畫名家。他發(fā)現的骨刻文，被認為是“繼100多年前王懿榮發(fā)現甲骨文以來,對中國文字發(fā)展的又一次重大發(fā)現,是中國文字研究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是對我國歷史文化研究的重大貢獻。”

   　 他已獨立出版《中國古代陶瓷藝術》、《考古學與雕塑藝術史研究》、《美術考古學導論》、《山東佛像藝術》、《骨刻文發(fā)現與研究叢書·昌樂骨刻文》、《考古中的雕塑藝術》和《骨刻文發(fā)現與研究叢書·壽光骨刻文》，與人合著《黃河三角洲佛教造像研究》，主編《四門塔阿閦佛與山東佛像藝術研究》和《美術考古學100問》等學術專著。發(fā)表學術論文近百篇，部分學術論文已被翻譯成英、日、韓等文字發(fā)表。

 　   一、劉鳳君教授發(fā)現骨刻文

　    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山東省境內濰坊至濟南一帶和關中地區(qū)以及內蒙古赤峰地區(qū)古文化遺址經常出土刻劃文字的骨頭和刻字的石器、玉器、陶器和陶片等。以骨頭為多，約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大多數是當地農民翻土時挖出的。自上世紀末開始，一些文物愛好者開始收藏這些文物�？脊殴ぷ髡咴谔镆翱脊虐l(fā)掘和調查時也有所遇，但都沒引起學術界重視。

　    2002年濟南四門塔佛頭像回歸后，劉鳳君教授開始啟動“中國早期文字與書法藝術”的專題研究，開始搜集考古發(fā)現和民間收藏的零星資料。他發(fā)現甲骨文至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陶器符號之間相隔1000多年的時間還是一個空白期，這個時期應該是陶器符號后新產生的一種符號或文字，并且它應該還是甲骨文的主要源頭。尋找這個時期的符號或文字就成了劉教授專題研究的主要內容。

    　2005年春天劉鳳君教授在濟南看到一塊上面刻著花紋的小骨頭，當時他肯定說：“這是史前的一塊骨頭，上面刻劃的應該是字,這是一件很重要的文物，是中國早期的文字。”劉教授的發(fā)現和認識在社會上產生了一些影響。2007年他又發(fā)現和鑒定了昌樂縣收藏的一批骨刻文，當時他進一步確認并公開宣布這是“山東龍山文化時期的遺物，距今約4000—4500年，屬東夷文字，是中國早期的圖畫象形文字。它和安陽殷墟占卜甲骨文不同，沒有占卜痕跡，是一批記事文字。”許多媒體公開報道了劉教授的發(fā)現和鑒定結論。

  　  劉鳳君教授之所以肯定骨刻文是中國早期的一種文字，他的主要根據是：一、這批刻劃的字符很多，應該是一種文字記事現象；二、這些刻劃多數象人物、動物和植物的圖象形符號，“書畫同源”在這里得到了很好解釋；三、這些刻劃符號的布局和結構有規(guī)律可尋，有些偏旁多次出現；四、有許多骨刻文成行刻字，有的幾個字，有的十幾個字，也有的甚至達到幾十個字，詞章已經出現;五、近些年在山東省的鄒平、桓臺等縣市，以及江蘇高郵龍虬莊和西安花樓子等地都已發(fā)現過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時期的文字，只是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

  　  劉鳳君教授經過進一步野外調查和綜合深入研究，又相繼發(fā)現了關中地區(qū)和赤峰地區(qū)的骨刻文。他逐漸認為這種早期文字直接稱“骨刻文”更科學。今后出版《骨刻文發(fā)現與研究叢書》，叢書中的每本書名“骨刻文”前冠以出土地名或更醒目的文字標志，如《昌樂骨刻文》、《壽光骨刻文》等。這樣可以使讀者知道出土地點，進行分區(qū)研究，探討各地區(qū)之間早期文字產生和發(fā)展的相互關系。許多專家同意劉教授的意見，有的專家說：“這樣與已成慣例的商周甲骨文、金文所對應，以便順利地被納入國內古文字研究體系。” 2009年下半年劉教授將其定名為“骨刻文”。

 　   2008年7月30日山東大學美術考古研究所邀請5位專家舉辦“骨刻文座談會”，2010年2月25日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邀請5位專家舉辦“骨刻文座談會”，兩次座談會的專家都充分肯定劉鳳君教授發(fā)現的骨刻文是一種早期的文字。

   　 二、劉鳳君教授關于骨刻文研究的主要成果

 　   2008年12月劉鳳君教授編著出版《骨刻文發(fā)現與研究叢書·昌樂骨刻文》，學術界評價該書“是一部融文字學、考古學和藝術學于一體的力作，是一部昌樂骨刻文學的奠基之作，也是第一部研究中國文字產生和早期文字的開啟之作。”2010年5月劉教授又編著出版《骨刻文發(fā)現與研究叢書·壽光骨刻文》。學界給予很高評價：認為劉教授的兩部骨刻文專著，“已初步奠定了骨刻文學的理論框架基礎。” 今年9月他又編著出版《骨刻文發(fā)現與研究叢書·龍山骨刻文》。另外他分別在《中國文物報》、《中國美術研究》、《東南文化》和韓國的學術雜志上發(fā)表數篇有關學術論文。

 　   數年來，他除了大部分時間在黃河流域和遼河流域古文化遺址調查外，他一方面抓緊時間編著出版各地的骨刻文書，把更多的實物資料公諸學界和社會；另一方面集中精力研究論證為什么說骨刻文是中國早期的文字？它的造字規(guī)律是怎樣的？以及與甲骨文的關系和如何解讀骨刻文等有關骨刻文學的一系列理論問題。劉鳳君教授的有關研究成果主要可歸納為以下6個方面：

 　   1、 對骨刻文造字規(guī)律和字體造型分類的探討。

　    早在2008年劉鳳君教授在出版的《骨刻文發(fā)現與研究叢書·昌樂骨刻文》一書中，就明確指出：經過對骨刻文的長期觀察和研究，“物象的審美再創(chuàng)作性、指事的組合象征性、龍鳳文化與鳳字多樣性，應是骨刻文的三個基本造字規(guī)律。我們只有認識這些規(guī)律，才能很好解讀它。”

  　  目前劉教授已詳細分析和掌握了一千多塊骨刻文和屬于骨刻文時期的8件刻字玉石器、7件刻字陶片，粗粗約計共3000多個字符。他說：“其字體造型大體可分為寫實物象型、主干分枝型和中心圓形或近似圓型三大類。”劉鳳君教授對骨刻文造型的分類和造字規(guī)律的探討對今后骨刻文的研究有著理論上的指導意義。

  　  2、對骨刻文布局和詞章出現的考察分析。

  　  劉鳳君教授認為：骨刻文多數一塊骨頭上僅刻1---5字，刻6--10字的也占一定數量，10字以上至幾十個字的骨頭也有一部分。其章法布局應是一種順其自然又有初步開始形成共識的自由舒適型。大約有三種布局：

  　  一種是有的在一塊骨頭上只刻一個較大的字，或有的雖在一塊骨頭上發(fā)現數個字，但其中有的字單獨刻在一個空位上，與周圍其它字缺少密切聯(lián)系，這是一字一局。

   　 另一種是在一定空位上，中間刻一至幾個字符，周圍再刻劃一些字符，這是一種組合字群的布局，可稱為散落組合型。

　    再一種就是自上而下或橫向成行的布局。目前筆者所見已有幾十件骨刻文是這種布局，這種布局發(fā)展成今后書法藝術的主要布局形式。劉鳳君教授特別強調：成行的布局,更能說明骨刻文已經是具有詞章意義的文字。

 　   3、 發(fā)現石祖林，佐證骨刻文，否定自然說

 　   近幾十年考古工作者在田野工作時經常遇到骨刻文，當地群眾深翻土時也挖出很多。不但沒有引起重視，而且多被誤認為是草根腐蝕或蟲蛀的，還有人認為是自然形成的骨花。

   　 劉鳳君教授為了說明骨刻文與蟲蛀和草根腐蝕以及骨花等骨頭的根本差別，近些年他在田野調查時尋找各種實物標本。經過幾年的田野調查和對許多骨頭的觀察，進一步搞清楚了它們之間的區(qū)別：骨刻文很明顯是人工刻劃的，造型講究而完美，多數都是弧線構成，刻劃有深有淺，刻劃底部不在一個水平線上，線條流暢均勻，凹線底部都有明顯的硬劃痕。并對蟲蛀和草根腐蝕等自然現象作過詳細說明，澄清了許多人的模糊認識。

   　 機緣有時就是天道酬勤。2008年7月22日劉鳳君教授發(fā)現了昌樂縣龍山文化時期的石祖林，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歷史，和骨刻文的年代大體接近。在距今4000年前沒有金屬工具的前提下，能精雕細琢這樣大的石祖造型，技術之高超，令今天觀賞者嘆絕，相比之下在骨頭上刻字就是件容易事。同年12月20日劉教授又在昌樂縣鑒定和研究了首陽山巖書，進一步印證了他對骨刻文的研究結論是科學的。任何一種時代奇跡和偉大發(fā)明都不是孤獨出現的，骨刻文與石祖林和巖書互為佐證，它們都是遠古高度發(fā)展文明社會的產物。

 　   4、對骨刻文年代的不斷深入認識。

　    2008年劉教授根據考古類型學的器物類比法和出土骨刻文遺址的具體情況，提出了推斷骨刻文年代的7個根據。后來劉教授在重點調查濟南至濰坊一帶古文化遺址時發(fā)現三種情況值得重視：一是調查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及商代遺址時才會發(fā)現這種骨刻文；二是一般小遺址不見，多發(fā)現在幾十萬平方米以上的大遺址中；三是發(fā)現骨刻文的遺址并不是全部遺址上都發(fā)現骨刻文，而是只在其中邊長一百米或二百米的范圍內才發(fā)現。這說明骨刻文的年代雖說主要流行在龍山文化時期，可能大汶口文化晚期已經開始產生并開始使用，并延續(xù)到岳石文化和商代；也可以看出，當時骨刻文的創(chuàng)作主要在生活區(qū)的某一部位，流通和使用范圍也有一定的規(guī)范

 　   2010年1月7日，劉鳳君教授將在壽光市城東北角圣城古文化遺址龍山文化晚期灰坑出土的“壽骨60”骨刻文送交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實驗室進行年代測定，檢測結果經樹輪校正年代為1690BC（68.2％）1625BC。根據田野考古調查和器物類型排隊以及科學測試結果綜合分析，劉鳳君教授認為：骨刻文年代距今約3300年——4600年。

 　   5、提出：骨刻文是甲骨文的主要源頭

    　劉鳳君教授早在2008年出版的《骨刻文發(fā)現與研究叢書·昌樂骨刻文》，他就指出：骨刻文是甲骨文的主要源頭。最近劉鳳君教授以壽骨60測試的年代距今3700年為界線，將骨刻文存在1000多年的時間初步分為前后兩個發(fā)展時期:

   　 前期大約距今3700-4600年。對山東遠古文化而言，這時期的骨刻文處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龍山文化時期。前期骨刻文的特點是：骨片上的字數少，難有超過10個字的骨片，字的造型圖畫性很強，有的字很復雜接近繪畫。如果按照文字六書劃分，應該是指事字和象形字，處于文字產生的初始階段。

　    后期骨刻文大約距今3300-3700年，處在岳石文化時期和商代早中期。后期骨刻文逐漸增多，一片骨上十幾個字常見，多的有50--60個字，形成一篇篇文章。這時期可能出現了會意字，字體的圖畫性逐漸減弱，符號性增強，有的與甲骨文造型相似。劉教授還強調：后期骨刻文已經初步發(fā)展成較成熟的文字。后期的骨刻文在濟南地區(qū)和淄博地區(qū)見到較多。劉鳳君教授還說：“后期用于宗教祭祀的可能逐漸增多，也出現了占卜現象。這種做法和目的直接為甲骨文所繼承。”

 　   2003年發(fā)掘大辛莊遺址，在商代晚期地層中還出土過甲骨文。劉教授認為：“一個遺址的商代中晚期地層同時出土骨刻文和甲骨文，而且風格特點的源流傳承關系較為明顯，更說明了骨刻文是甲骨文的主要源頭。甲骨文可能產生在商代的中期，山東中部特別是濟南地區(qū)可能是甲骨文產生的主要地區(qū)之一。”

　    6、重視骨刻文釋讀法的研究

　    劉鳳君教授非常重視骨刻文的解讀工作。他說：“發(fā)現一種古文字很重要，把它釋讀出來同樣重要。因為只有釋讀出來，才能得知古人傳達給我們的信息。”近幾年他對“龍”、“鳳”、“人”、“鳥”、“鹿”、“堯”、“舜”以及“豕”和“犬”等字的解讀，已得到許多專家學者關注和贊同，對目前許多人解讀骨刻文的工作起著指導作用。劉鳳君教授總結前人的解讀經驗，“認為釋讀骨刻文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五種，即考古類比直讀圖像解型法、歷史考據法、指事組合破譯法、與甲骨文金文比較順讀法和彝文比較解讀法。”劉教授還進一步指出：“以上五種方法在運用的時候，很少單獨運用，經常是以某一種方法為主，配合其它一種或幾種共同解釋一個字或一個詞組，這是科學的解讀法。”

   　 三、學術界對發(fā)現骨刻文的評價和發(fā)現骨刻文的意義

 　   劉鳳君教授發(fā)現的骨刻文被稱為是“本世紀初的重大發(fā)現”。許多媒體和國內外的許多著名專家都給予多方報道和高度評價：

  　  2008年12月12日《光明日報》發(fā)表《昌樂骨刻文破譯出哪些信息》，文中說：“骨刻文比殷墟甲骨文要早1000年左右。這意味著中國古文字出現時間將大大向前推進,甚至已知的中國文字發(fā)展史也有可能發(fā)生改變。”

  　  山東大學在2010年2月25日舉辦了一次“骨刻文座談會”，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山東師范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首席專家王志民教授、山東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長張學海研究員等入會專家認為：“骨刻文的發(fā)現與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是具有國際意義的發(fā)現與研究。”

   　 2011年2月22日《大眾日報》“守望東夷——記東夷文化研究者丁再獻”一文中說：“骨刻文是劉鳳君教授繼100多年前王懿榮發(fā)現甲骨文以來，對中國文字發(fā)展的又一次重大發(fā)現，是中國文字研究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是對我國歷史文化研究的重大貢獻。”

　    2011年5月31日《大眾網》發(fā)表丁再獻《東夷骨刻文—-中國文字的主要源頭》，文中說：“關于甲骨文的發(fā)現，一般認為是100多年前的王懿榮老先生，但也有一些爭議，因為在王懿榮發(fā)現之前就已經有了一些關于甲骨文的記載了。筆者認為，幾百年前就有農民在殷墟遺址上挖出甲骨到藥鋪賣錢的，也有拿到京城去賣錢的，但是他們都沒有發(fā)現甲骨文的真正價值，因而他們都不是甲骨文的真正發(fā)現者。就如同人人都知道蘋果熟了就要落地，而萬有引力定律的發(fā)現者卻只能歸功于牛頓一樣。骨刻文也有類似的經歷，其發(fā)現者是劉鳳君教授，這是繼100多年前王懿榮發(fā)現甲骨文以來，中國文字發(fā)展史上的又一次重大發(fā)現，是中國文字研究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是對我國歷史文化研究的重大貢獻。”

  　  2011年8月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原所長劉慶柱教授見到劉鳳君教授并得知山東大學110周年校慶期間已將“骨刻文的發(fā)現與研究”列為“百年山大第一”之一，他高興的說：“你發(fā)現和正在研究的骨刻文何止山大第一，應是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的第一。”

    　劉鳳君教授分別在2010年7月15日和2011年8月18日連續(xù)兩次應韓國國學院邀請，前往韓國首爾國立博物館參加東北亞國際文明研討會，兩次皆做重點發(fā)言。去年演講“骨刻文是中國早期的一種文字”，今年演講“骨刻文是甲骨文的主要源頭”。入會專家都給予極大關注和高度評價。韓國國學院院長蔣永柱教授說：“劉鳳君教授發(fā)現和正在研究的骨刻文意義重大，是東北亞的重大文化事件，是東亞地區(qū)早期文明的標志。歡迎你明年再來演講！”

    　《城市建設》2011年第8期發(fā)表趙煥祥《改寫中國文字史---解碼骨刻文與骨刻文發(fā)現者劉鳳君教授》，文中說：骨刻文“這一文字的發(fā)現意味著中國古文字的出現時間將大大前推千年，甚至已知的中國文字發(fā)展史也將發(fā)生改變。它與古埃及象形文字有同樣的重要性。”

    　劉鳳君教授發(fā)現的骨刻文其意義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上世紀初，安陽甲骨文的發(fā)現和研究，把人們對中國文字的認識提前到了商代，振奮了中華民族的自尊心。但大家同時疾呼：我們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為什么我們文字產生的歷史比古埃及晚那么多年？骨刻文的發(fā)現，為這一歷史問題找到了答案。它就是甲骨文的主要源頭，用事實證明了我們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國之一。中華文明5000年不容質疑。

    　2、骨刻文產生和流行使用的時間距今約3300年至4600年，文獻記載中的黃帝、炎帝、蚩尤和他們的繼承人堯、舜、禹等都大體活動在這一時期。他們分屬于華夏和東夷兩大文化集團，骨刻文的發(fā)現，把長期以來關于東夷華夏高度發(fā)展文明的研究和爭論引向了深入，也把長期以來關于中國文明起源和產生問題的爭論，從文明起源的時間和產生文明的主要內容作了實實在在的詮釋。把這段遠古的傳說歷史，實證為有文字記載的歷史。

　    3、骨刻文和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同為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文字體系。但前兩種文字早在公元三世紀前就消失了。而中國文字自骨刻文起，甲骨文、金文……楷書，一脈相承，是研究人類思想文化發(fā)展的唯一的一份歷史最長、發(fā)展序列最完善的文字。

  　  劉培平主編《山大第一》山東大學出版社2011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