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典籍，從《論語》開始，出現(xiàn)了格言式的“語錄體”。后來通過不斷精煉提升和歸納總結(jié)，越積累越多的格言警句，已經(jīng)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種重要資源。

　　在現(xiàn)實生活中，人們對待“語錄體”的態(tài)度往往截然相反：有人十分反感，認為所謂格言警句不過是大話空話；有人贊口不絕，認為正是格言警句濃縮了待人處事的道理精華。有趣的是，這些歷史名言，幾乎都存在著截然相反的兩種內(nèi)涵。例如，“成大事者不拘小節(jié)”和“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這兩句均源自《后漢書》的說法，含義明顯對立。那么，難題就擺在人們面前，究竟是“細節(jié)決定成敗”，還是“缺乏宏大理想則一事無成”？

　　如果稍微引申，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種背反現(xiàn)象在處世格言中比比皆是。拿教師來說，既有“教不嚴，師之惰”的警示以及“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榮耀，又有貓為虎師而不教其上樹本領(lǐng)的民間智慧，以免老虎學會本事反噬老師。那么，教師教學生該不該“留一手”？

　　即便是孔子自己，也存在著這種沖突。一方面，他老人家教導學生要“主忠信，行篤敬”、“敬事而信”，甚至說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所以，他的學生曾參以“于朋友交而不信乎”作為每日三省的內(nèi)容之一，子夏以“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作為衡量學人的標準。但另一方面，孔子又說“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把那種死守信義的固執(zhí)之徒看做淺薄小人，勉強算作君子也不大合格。孟子干脆把孔子的后一思想發(fā)揮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那么，到底要不要講誠信？

　　弄清這種矛盾現(xiàn)象的內(nèi)涵，是理解和評價傳統(tǒng)文化的前提。否則，就會各取所需，爭執(zhí)不下。現(xiàn)實中，有兩種做法，一種是把格言作為座右銘，作為自己的人生指南，同時也作為管理活動的基本準則。持這種觀點的，以普通人居多。另一種是完全否定格言的價值，持這種觀點的，以科學家居多。例如赫伯特·西蒙，他曾經(jīng)專門寫過一篇文章《行政諺語》，批評這種格言的互相沖突，認為它們絲毫沒有學術(shù)價值。尤其是那些強調(diào)思維邏輯和科學實證的學者，往往反對把理論建立在格言基礎(chǔ)上。

　　對此，無論贊成哪一方，都跳不出非此即彼的窠臼。嚴格意義上，這種格言，是一種經(jīng)驗的總結(jié)。而經(jīng)驗的多樣性，自然而然會形成格言的矛盾性。所以，對于管理活動而言，這種格言，只能給人們提供一種經(jīng)驗意義上的警示，而不能提供可操作的預案。即便是信奉這些格言的人，在面對具體的實際問題時，到底采用符合哪條格言的行動，也有待于自己根據(jù)具體情境作出判斷。正因為這種格言脫離了情境，所以西蒙才徹底否定它。但同時我們還要看到，正因為不受具體情境的束縛，所以信奉格言的人總會在具體的情境中找到適當?shù)母裱�。比如，一封商業(yè)函件，因為一個詞的誤用，可能會失去一個重要的合作伙伴，這時，“掃屋”和細節(jié)，就具有決定意義。然而，一次戰(zhàn)役，過于斤斤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使對手占了先機，則“不拘小節(jié)”就成為恰當?shù)奶嵝选?/p>

　　管理活動離不開情境。西蒙進行的決策研究，是從掌握具體情境的信息開始的，所以，他把那種脫離了情境的“原則”看作格言，認為格言在科學層面沒有價值。而對情境十分熟悉卻拿不準行動原則的管理者，則要根據(jù)經(jīng)驗找出應(yīng)對這一情境的行為方向，格言當然能夠起到參照作用，起碼能堅定選擇的信念。所以，對于管理格言，不妨可以這樣認為：情境和事實沒有問題時，它可以幫助人們進行價值選擇；事實不清信息缺乏時，它會助長人們的盲目和幻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