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上市公司的假賬丑聞可謂前仆后繼，連綿不絕。從操縱利潤到偽造銷售單據(jù)，從關聯(lián)交易到大股東占用資金，從虛報固定資產投資到少提折舊，西方資本市場常見的假賬手段幾乎全部被“移植”，還產生了不少“有中國特色”的假賬技巧。遺憾的是，中國媒體對上市公司假賬的報道大部分還停留在表面層次，很少從技術層面揭穿上市公司造假的具體手段。作為普通投資者，如何最大限度的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識破某些不法企業(yè)的假賬陰謀？其實，只要具備簡單的會計知識和投資經驗，通過對上市公司財務報表的分析，許多假賬手段都可以被識破，至少可以引起投資者的警惕。我們分析企業(yè)的財務報表，既要有各年度的縱向對比，又要有同類公司的橫向對比，只有在對比中我們才能發(fā)現(xiàn)疑問和漏洞�，F(xiàn)在網絡很發(fā)達，上市公司歷年的年度報表、季度報表很容易就能找到，麻煩的是如何確定“同類公司”。“同類公司”除了必須與我們分析的公司有相同的主營業(yè)務之外，資產規(guī)模、股本結構、歷史背景也是越相似越好；對比越多，識破假賬的概率就越大。

    一、最大的假賬來源：“應收賬款”與“其他應收款”

    每一家現(xiàn)代工業(yè)企業(yè)都會有大量的“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應收賬款主要是指貨款，而其他應收款是指其他往來款項，這是做假賬最方便快捷的途徑。為了抬高當年利潤，上市公司可以與關聯(lián)企業(yè)或關系企業(yè)進行賒賬交易（所謂關聯(lián)企業(yè)是指與上市公司有股權關系的企業(yè)，如母公司、子公司等；關系企業(yè)是指雖然沒有股權關系，但關系非常親密的企業(yè)）。顧名思義，既然是賒賬交易，就絕不會產生現(xiàn)金流，它只會影響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決不會體現(xiàn)在現(xiàn)金流量表上。因此，當我們看到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上出現(xiàn)大量“應收賬款”，損益表上出現(xiàn)巨額利潤增加，但現(xiàn)金流量表卻沒有出現(xiàn)大量現(xiàn)金凈流入時，就應該開始警覺：這家公司是不是在利用賒賬交易操縱利潤？ 賒賬交易的生命周期不會很長，一般工業(yè)企業(yè)回收貨款的周期都在一年以下，時間太長的賬款會被列入壞賬行列，影響公司利潤，因此上市公司一般都會在下一個年度把賒賬交易解決掉。解決的方法很簡單——讓關聯(lián)企業(yè)或關系企業(yè)把貨物退回來，填寫一個退貨單據(jù)，這筆交易就相當于沒有發(fā)生，上一年度的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都要重新修正，但是這對于投資者來說已經太晚了。打個比方說，某家汽車公司聲稱自己在2004年賣出了1萬臺汽車，賺取了1000萬美圓利潤（當然，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會注明是賒賬銷售），這使得它的股價一路攀升；到了2005年年底，這家汽車公司突然又聲稱2004年銷售的1萬輛汽車都被退貨了，此前宣布的1000萬美圓利潤都要取消，股價肯定會一落千丈，缺乏警惕的投資者必然損失慘重。在西方，投資者的經驗都比較豐富，這種小把戲騙不過市場；但是在中國，不但普通投資者缺乏經驗，機構投資者、分析機構和證券媒體都缺乏相應的水平，類似的假賬陷阱還真的騙過了不少人。 更嚴重的違規(guī)操作則是虛構應收賬款，偽造根本不存在的銷售記錄，這已經超出了普通的“操縱利潤”范疇，是徹頭徹尾的造假。當年的“銀廣夏”和“鄭百文”就曾經因為虛構應收賬款被處以重罰。在“達爾曼”重大假賬事件中，“虛構應收賬款”同樣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應收賬款主要是指貨款，而其他應收款是指其他往來款項，可以是委托理財，可以是某種短期借款，也可以是使用某種無形資產的款項等等。讓我們站在做假賬的企業(yè)的角度來看問題，“其他應收款”的操縱難度顯然比“應收賬款”要低，因為“應收賬款”畢竟是貨款，需要實物，實物銷售單據(jù)被發(fā)現(xiàn)造假的可能性比較大。

     而其他應收款，在造假方面比較容易，而且估價的隨意性比較大，不容易露出馬腳。有了銀廣夏和鄭百文虛構銷售記錄被發(fā)現(xiàn)的前車之鑒，后來的造假者傾向于更安全的造假手段；“其他應收款”則來無影去無蹤，除非派出專業(yè)人士進行詳細調查，很難抓到確實證據(jù)。對于服務業(yè)企業(yè)來講，由于銷售的不是產品，當然不可能有“應收賬款”，如果要做假賬，只能在“其他應收款”上做手腳。在中國股市，“其他應收款”居高不下的公司很多，真的被查明做假賬的卻少之又少。 換一個角度思考，許多公司的高額“其他應收款”不完全是虛構利潤的結果，而是大股東占用公司資金的結果。早在2001年，中國上市公司就進行了大規(guī)模清理欠款的努力，大部分欠款都是大股東挪用資金的結果，而且大部分以“其他應收款”的名義進入會計賬目。雖然大股東挪用上市公司資金早已被視為中國股市的頑癥，并被監(jiān)管部門三令五申進行清查，但至今仍沒有根治的跡象。在目前中國的公司治理模式下，大股東想企業(yè)資金簡直是易如反掌；這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做假賬，但肯定是一種違規(guī)行為。

    二、與“應收賬款”相連的“壞賬準備金”

    與應收賬款相對應的關鍵詞是“壞賬準備金”，通俗的說，壞賬準備金就是假設應收賬款中有一定比例無法收回，對方有可能賴帳，必須提前把這部分賴帳金額扣掉。對于應收賬款數(shù)額巨大的企業(yè)，壞賬準備金一個百分點的變化都可能造成凈利潤的急劇變化。舉個例子，波音公司每年銷售的客運飛機價值是以十億美圓計算的，這些飛機都是分期付款，只要壞賬準備金變化一個百分點，波音公司的凈利潤就會出現(xiàn)上千萬美圓的變化，對股價產生戲劇性影響。

    1999年之前，中國會計制度對壞賬準備金規(guī)定很不嚴格，大部分企業(yè)的壞賬準備金比例都很低，有的甚至低到0.1%，遠遠低于國際慣例。1999年是中國會計政策的轉折點，壞賬準備金比例明顯增高，一般制造業(yè)企業(yè)的壞賬準備金比例都在3%以上。但是，國家不可能硬性規(guī)定所有行業(yè)的壞賬準備金比例，留給企業(yè)自主操縱的空間還是很大的。從西方企業(yè)的實踐來看，利用壞賬準備金做假賬有兩種手段——一種是多計，一種是少計。少計壞賬準備金很容易理解，這樣可以增加利潤，提高股價；多計壞賬準備金則一般發(fā)生在經營情況惡劣的年份或者更換CEO的年份，新任CEO往往傾向于把第一年的業(yè)績搞的特別差，把大量資金劃入壞賬準備金，反正可以把責任推到前任CEO頭上；由于第一年多計了壞賬準備金，以后幾年就可以少計甚至不計，利潤當然會大大提高，這些功勞都會被記在新任CEO頭上。這種做法的實質是用第一年的壞成績換以后多年的好成績，在西方被形象的稱為“大洗澡”。中國有沒有“大洗澡”的現(xiàn)象呢？肯定有，而且為數(shù)不少；但是中國投資者對這個問題仍然很不敏感，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僅僅依靠證監(jiān)會的監(jiān)督還是遠遠不夠的。

    理論上講，上市公司的壞賬準備金比例應該根據(jù)賬齡而變化，賬齡越長的賬款，遭遇賴賬的可能性越大，壞賬準備金比例也應該越高；某些時間太長的賬款已經失去了償還的可能，應該予以勾銷，承認損失。對于已經肯定無法償還的賬款，比如對方破產，應該盡快予以勾銷。遺憾的是，目前仍然有部分上市公司對所有“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按照同一比例計提，完全不考慮賬齡的因素，甚至根本不公布賬齡結構。在閱讀公司財務報表的時候，我們要特別注意它是否公布了應收賬款的賬齡，是否按照賬齡確定壞賬準備金，是否及時勾銷了因長期拖欠或對方破產而無法償還的應收賬款；如果答案是“否”，我們就應該高度警惕。

    從2002年開始，中國證監(jiān)會對各個上市公司進行了財務賬目的巡回審查，壞賬準備金和折舊費都是審查的重點，結果有大批公司因為違反會計準則、進行暗箱操作，被予以警告或處分，它們的財務報表也被迫修正。但是，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無論證監(jiān)會處罰多少家違規(guī)企業(yè)，處罰的力度有多大，如果普通投資者沒有維護自己權益的意識，類似的假賬事件必然會一再重演，投資者的損失也會難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