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將企業(yè)家才能配置劃分為生產性與非生產性兩個領域，當然具有經濟學意義；但是從管理規(guī)律來看，只要是謹慎正當的職務行為，無論企業(yè)家把自己的才能用在生產性還是非生產性領域都無可指責，不能簡單地把非生產性活動與腐敗、尋租劃等號。因此應當對企業(yè)家才能配置的劃分增加一個新的維度，將其價值指向分為正當管理與不正當管理，這樣才能夠與人們關于企業(yè)家優(yōu)劣的社會評價相吻合。

    　管理正當與否應當涇渭分明

 　   經濟學家重提企業(yè)家才能的配置是基于這樣的事實，一方面，在過去四分之一的世紀中，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驚人：1978-2004年，GDP年均增長率為9.4%；人均GDP年均增長率為8.2%，人們的福利狀況大為改善；另一方面，中國經濟中也存在許多問題，其中最突出的是腐敗和貧富差距的擴大，基尼系數從1982年的0.30上升到2002年的0.45。經濟學家因此認為，企業(yè)家在從事了大量有利于經濟發(fā)展的生產性活動的同時，又把不少企業(yè)家才能被運用到非生產性領域，邊生產邊尋租。這就把非生產性活動與尋租劃上了等號，容易在管理領域造成一種邏輯混亂。因為管理自身本質上是非生產性的，那么是否說它本質上就是在尋租呢？如果說非生產性的管理活動可以在生產性活動和非生產性活動之間進行配置的話，那么它的尋租性也就被分配到生產性活動中去了，企業(yè)家才能的配置豈非就是尋租性的配置，豈非把企業(yè)家創(chuàng)造社會財富的一面也蒙上了尋租的陰影？

    　常識告訴我們，管理者如果是在直接從事生產性活動，那就不是在進行管理，更不要說高層級的管理了。這并非否認管理對生產性活動的重要作用，而是說它有自身的特殊性，不能把經濟活動的分類方法簡單地照搬于社會分工和管理活動中。如果我們根據社會分工以參加生產性活動的多少作為對企業(yè)家角色道德評價的標準，反而容易造成是非的混淆。實際上，對于習慣于瞎指揮、一言堂的企業(yè)家，職工群眾倒是希望他不要直接插手生產，認為那樣的生產性活動對企業(yè)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并不比非生產性少。

  　  當我們?yōu)槠髽I(yè)家才能配置的價值指向劃分增加一個維度，把管理分為正當管理與不正當管理，正可以解決上述矛盾，有利于正確認識企業(yè)家創(chuàng)利奉獻與尋租敗德并存的現象，從而有利于企業(yè)家才能配置課題的恰當解決。所謂正當管理，是以社會民族公眾的利益為標準來衡量的，它要求管理者在實施管理，追求企業(yè)利益最大化時至少要遵紀守法，遵守職業(yè)道德，遵守既定的管理規(guī)則和程序，忠實地履行自己的管理職責，從而產生正當經營效益的管理行為。簡言之，它是追求企業(yè)及其相關利益主體正當利益的管理行為。如果我們不加以特別說明，管理就應當是正當管理。而正當管理的反面就是不正當管理，其表現就是各種各樣的尋租行為。一般說來，正當管理與不正當管理是涇渭分明的，管理者的某一個管理行為正當與否，是非此即彼的。如果一個經營環(huán)境連這個界限都無法澄清的話，那真的是到了道德“底線”卻無法守住的地步。

    　對企業(yè)家才能配置進行正當管理與不正當管理的劃分，并不影響生產性活動與非生產性活動劃分的存在，兩者的結合可以對企業(yè)家才能的配置進行更客觀的評價。也就是說，既有正當管理下的生產性活動與非生產性活動，也有不正當管理下的生產性活動與非生產性活動；反過來說，在生產性活動中有正當管理與不正當管理之分，在非生產性活動中也有正當管理與不正當管理的區(qū)別。兩方面的結合也是公平與效率的兼顧，如果是從經濟效率的角度看問題，就看企業(yè)家才能的配置是屬于生產性活動還是非生產性活動；如果從社會公平的角度看問題，就要看企業(yè)家才能的配置是屬于正當管理還是不正當管理。

   　 企業(yè)家的才能是中性的，當企業(yè)的管理者能夠堅持正當管理時，無論他是在從事生產性活動或者是非生產性活動，將企業(yè)家才能配置在生產性領域或者是非生產性領域，都是無可指責的；而當他是在進行不正當管理時，既使他在直接從事生產性活動，也應當為相關利益主體所唾棄。實際上，既使在典型的生產性領域中，一種生產性活動盡管可以用有形的產品或服務表現出來，當它們具有不正當的質性時，也可能會對社會造成很大的危害。拋開毒品生產這種極端的例子不說，那些假冒偽劣產品的司空見慣，嚴重污染環(huán)境的生產屢禁不止，以及礦難頻發(fā)式的“生產”，能說它們遠離權力尋租么。當管理者把自己的聰明才智都用在這樣的生產性活動，絕不能被認為是合理的配置。

　　 管理正當與否是客觀環(huán)境的產物

   　 客觀的看，如果把尋租當作一種非生產性活動，當管理者將很大的精力用在這方面時，并不能指責他一定在進行不正當管理，因為這也有可能是企業(yè)家對客觀環(huán)境無奈的適應。只要法律沒有禁止，只要這種適應不違法，企業(yè)家如果能在非生產性活動中左右逢源，為企業(yè)爭得更大的生產性活動的空間，這樣的才能配置并非是一種浪費，并非不務正業(yè)。這也許是“贖買”之說的邏輯起點，而我們在這里只是想強調客觀環(huán)境對企業(yè)的生產性活動與非生產性活動的配比的制約作用。

   　 首先，管理的正當性建立在正當利益的追求基礎之上。正當管理不同于書齋中的道德說教，企業(yè)家也不是政治家，他必須在企業(yè)運作中為相關利益主體服務，為他們謀求現實的利益，需要在給定的宏觀環(huán)境下關注用什么辦法為企業(yè)賺到更多的錢，取得更好的效益。況且，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企業(yè)家必須講究競爭的藝術，其中難免要使用謀略，引起一些爭議。正因為如此，堅持正當管理的原則，可以使他們在“義”與“利”的矛盾中問心無愧，即在守住道德底線的情況下完成贏利的使命。如果說將企業(yè)家才能在生產性活動與非生產性活動間進行配置存在著義利沖突的話，那不是生產性活動與非生產性活動孰多孰少的問題，而是正當與不正當的取舍。為了爭取正當的利益，在生產的主觀努力與腐敗的客觀施壓之間，企業(yè)家扮演的往往是一個妥協(xié)者的角色。正如古井集團董事長王效金所說的那樣，企業(yè)家是天生的妥協(xié)主義者。作為一個敬業(yè)的企業(yè)家，他當然愿意將企業(yè)家才能全部用在生產性活動中，但是當他這樣做實現不了最大限度贏利的目標時，那么他就不能不退而求其次，將企業(yè)家才能分配在非生產性活動中。一方面，當權力尋租表現為行政干涉，企業(yè)家就不能不與之周旋；另一方面，稀有資源的獲得必與權力設租者進行交易時，企業(yè)家更不能以堅持正當管理為由自鳴清高，因“只管低頭拉車，不管抬頭看路”而坐失商機。